我叫梁楓，1932年5月出生，祖籍廣東東莞，1947年3月參加革命，1949年6月入黨，1994年11月離休，曾出任中國駐塞內加爾兼岡比亞、老撾、緬甸大使。

從海外游子到國際共產主義戰士。因父輩為謀生漂泊到越南，我出生于越南，自幼受中華傳統教育和進步思想影響，較早接觸到了共產主義思想。1947年3月，在中越革命浪潮的共同感召下，我投身越南抗法斗爭，在印度支那共產黨中央下屬的華僑事務機關擔任電臺報務員，負責中越兩黨中央的聯絡工作，后加入印支共產黨。1950年初，越南抗法戰爭陷入艱難階段，黨中央決定派遣政治、軍事顧問團前往越南，援助戰略物資，支持越南抗法斗爭，我被調入中國援越顧問團，擔任翻譯，隨即轉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光榮的共產主義戰士。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顧問團在越北叢林堅守四年多，1954年5月奠邊府大捷，越南南北全境解放，我國援越顧問任務圓滿完成。由于我服從黨的安排，努力學習，忘我工作，較好完成了組織交辦的各項任務，被評為顧問團優秀工作者，并榮獲了越南政府頒發的“三級抗戰勛章”。

外交戰線新兵到出任三國大使。1954年，顧問團團長羅貴波被任命為中國首任駐越南大使，我也調入中國駐越使館，成為新中國外交戰線上的一名新兵。1961年我被調回外交部亞洲司后，分管對印支地區工作20年，并兼任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越文翻譯。1964年，越南抗美救國戰爭全面爆發，斗爭激烈且持續十年之久，那時周總理經常在深夜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題研究援越問題，我隨韓念龍副部長列席會議。為掌握通往南越交通運輸線狀況，周總理派外貿部副部長李強率“學習小組”赴越，我榮幸成為其中一員，備受鼓舞，暗自作了可能犧牲的準備。我們一行十余人乘軍用吉普，冒著敵機猛烈轟炸，進入著名的“胡志明小道”。這是一條貫穿越南南北、隱蔽在崇山峻嶺中的蜿蜒小道，也是通往南越前線的唯一運輸線。山路崎嶇、行進艱難，不時還有美軍空襲，有戰友被子彈擊傷，盡管如此，我們并沒有退卻，硬是憑著“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氣和決心，完成實地考察，并找到解決后勤供應的辦法，完成黨中央交付的使命。見到我們勝利歸來，周總理十分欣慰。

1981-1994年，我先在駐泰國使館工作，后又出任駐塞內加爾兼岡比亞、駐老撾、駐緬甸大使，曾榮獲塞內加爾總統授予的國家獅子勛章，和老撾部長會議主席授予的友誼勛章。出使老撾是我最難忘的一段駐外經歷。1978年中越交惡，中老關系也隨之急轉直下，老方中斷了幾乎所有同我國的交往。我上任時，中老關系剛剛由代辦級恢復為大使級。此前老方凱山·豐威漢和富米·馮維希是周恩來總理、陳毅外長的老朋友（由于工作關系，我與他們也很熟悉），這為中老關系恢復奠定了基礎。我們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堅持對老方上層積極開展工作，用真誠逐漸化解老方對中方的誤解與敵意，僅半年時間就實現兩國婦女、青年、工會代表團的互訪。1989年10月，凱山率老撾黨政代表團正式訪華，這是中老中斷12年后的首次高訪，1990年李鵬總理回訪老撾，自此中老關系由冷轉暖，回歸正常友好軌道。今天，看到中老關系步入嶄新的發展階段，中老攜手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我感到由衷高興。

離休不忘感黨恩。轉眼我離休已經30年，但從未忘卻黨的培養之恩，堅持活到老、學到老，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指導實踐，積極傳播黨的好聲音，弘揚正能量，忠誠擁護“兩個確立”，堅決做到“兩個維護”，永遠聽黨話感黨恩跟黨走。

（來源：“學習強國”學習平臺；作者單位：外交部離退休干部局）

( 編輯：閆奕   送簽：閆奕   簽發：趙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