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發理，男，漢族，1954年1月出生，1974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77年1月參加工作。曾任陜西省林業廳造林處干部；太白山國家自然保護區管理局黨委書記；陜西省林業廳造林處副處長（正處級）；省林木種子公司經理、省林木種苗工作站站長；省林業廳副廳長、黨組成員；省環境保護局黨組書記、局長；省環境保護廳黨組書記、廳長；省人大常委會農業和農村工作委員會主任。2017年3月退休。

2021年3月，何發理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陜西省紀委監委審查調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2021年10月，何發理被開除黨籍，取消退休待遇。2022年4月，何發理因犯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百萬元。

何發理案是陜西省近年查處的生態環保領域的典型腐敗案件，其本人也是退而不“休”搞腐敗的典型代表。在職時，何發理把手中職權作為謀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權錢交易；退休后，何發理仍沉溺于權力帶來的“甜頭”，大肆收受財物。權力的余溫或許會帶來一時的安逸，但貪婪地伸出“黑手”終會付出沉重代價。

親清不分，丟掉質樸本色

何發理出生于1954年，他曾用“農家出身、孤身進城”形容自己早年的境遇。1977年，何發理大學畢業，本打算回洛川老家當一名果樹技術員的他，趕上統一分配工作，順利進入陜西省林業廳造林處工作。憑借農家子弟身上的淳樸本色和實干精神，何發理多次被委以重任，年僅30歲就被任命為太白山國家自然保護區管理局黨委書記，成為正處級干部。

在組織的培養下，何發理的崗位越來越重要，先后出任省林業廳造林處副處長（正處級）；省林木種子公司經理、省林木種苗工作站站長。1992年，38歲的何發理被提拔為省林業廳副廳長，成為當時全省為數不多的副廳級年輕領導干部之一。

職位的升遷使得何發理手中的權力越來越大，尤其是2003年3月擔任省環保局局長后，何發理很快成了一些不法商人重點“圍獵”的對象。他們以金錢開道，竭盡所能與何發理拉關系、攀感情、套近乎。

這種“溫水煮青蛙”式的“圍獵”，讓何發理有些飄飄然起來。他心中的天平不斷失衡，開始追求看似更加“光鮮”的奢靡生活。“吃點喝點成了習慣，拿點用點成了自然，一步步走上不歸路。”何發理在懺悔書中坦言，一些商人老板大把大把花錢、大手大腳消費，一方面撕裂著價值觀，另一方面也吊著他的胃口，“對老板們的禮金紅包來者不拒，想給子孫留點‘家當’。”

價值觀出問題，根子在拜金主義和奢靡享樂思想。“看著商人老板們住別墅、開豪車，一擲千金消費，無形中觸動著我的神經，使我骨子里的樸實品格開始軟化，把自己混同于不法商人，把人與人的正常關系變成了利益關系，與不法商人相互利用。”何發理交代說，從一開始接受吃請，到逢年過節收受禮品禮金，再到收受上百萬元的房產，他來者不拒、習以為常，甚至到退休后仍不收斂、不收手，任由私心蒙蔽了初心，最終淪為金錢的奴隸。

與何發理相交甚密的商人索某就是較為重要的一名行賄人。早在擔任省林業廳副廳長期間，何發理便與索某相識，當時，索某的公司打算承包一塊林場搞木材采伐，需要向林業主管部門申請增加指標，在何發理的幫助下，索某順利拿到指標。

兩人越走越近。“他看我辦事果斷，肯幫忙，便逢年過節都送上禮品禮金。”2003年，何發理生病住院，索某跑前跑后幫忙找護工、聯系醫生。這種“情感捆綁”讓何發理深受感動，“我感到他理解人，靠得住，值得深交。”此后，在得知索某利用自己的影響力牟利時，何發理也予以默許。

據統計，何發理先后收受索某所送人民幣507萬元、美元3萬元，以及一輛價值50多萬元的越野車。其中，何發理在2011年以購買商鋪為名，單筆便向索某索賄500萬元。“這種扭曲的人際關系，讓我的廉潔防線全面失守。”何發理被留置后才醒悟過來，商人的投資總是逐利的，他們即便不在自己分管的領域做事，但打著自己的“旗號”去找相關部門要求給予關照，有時也是管用的。

自走上領導崗位，何發理的父母就經常教育他，“別人的東西不能要”。何發理說，兩位老人雖然識字不多，但一輩子勤勞知足、誠實善良、不奢不貪，而自己卻在擁有了權力之后，丟掉質樸本色，“我對不起組織的培養和重托，對不起父母。”

底線不守，治污者變成“污染源”

渭河被譽為陜西的“母親河”。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工業化快速發展，以造紙廠為主的工業污染源，嚴重破壞渭河流域陜西段的生態功能。

2004年，陜西全面啟動渭河治污計劃，工業污水排放量超標成為整治重點。在媒體當年的報道中，時任省環保局局長何發理用“關、建、治”三個字，暢談自己的治理思路。所謂“關”，即關停不符合標準的造紙企業。

事實上，這不過是何發理搞的一套“雙標法”。在治理渭河流域水污染問題過程中，何發理把黨和人民賦予的公權力異化為謀取私利的工具，罔顧省委省政府關于渭河流域生態環境治理的決策部署，一面以“雷霆手段”關停未給其行賄的高污染企業，向外界釋放“不手軟、敢下茬、下硬茬”的決心；另一面借“環保工作不能急于求成”之名，對與自己有利益勾連的企業“大開綠燈”并任其繼續污染環境，在全省環保系統產生了極壞的負面影響。

西安市一家大型造紙廠因長期違規排放工業廢水，被責令停業整頓。從2004年到2008年，該廠負責人郝某多次請托何發理協調辦理排污許可證、延長整改時限，先后送給何發理130萬元。為了給該廠造勢，利令智昏的何發理甚至將全省造紙企業座談會安排在該廠舉行。在何發理的帶頭宣傳和縱容支持下，市縣兩級環保部門對該廠嚴重排污問題置若罔聞，未對其進行處罰，且默許繼續擴大產能，造成嚴重后果和惡劣影響。

2007年，陜西另一家造紙廠同樣因長期向渭河流域排放污水，被責令限期關停。為得到何發理的關照，該造紙廠負責人高某先后送給何發理120萬元現金和200克黃金。

環境監測統計數據顯示，2003年至2012年何發理在陜西環保系統任職期間，全省廢水及污染物排放量總體呈現增加之勢。其中，2003年后渭河干流水質污染逐年加重，特別是2010年至2012年間為重度污染，渭河流域生態環境遭持續性破壞。

不僅如此，何發理還將“黑手”伸向了新型環保能源領域。2005年，在何發理的支持下，西安某能源科技公司成為陜西省唯一一家經省環保部門認可研發甲醇汽油的公司，其產品在全省范圍推廣使用。這個“獨門生意”讓這家公司賺取了豐厚利潤。2012年，該公司法定代表人唐某將西安市高新區一套300多平方米的住房送給何發理。一直到何發理退休的前一年，他還收下唐某所送的兩套位于三亞市的房產。

生態環境被破壞的背后，更為嚴重的是被損害的政治生態。何發理將正常的上下級關系庸俗化，變為簡單的金錢利益關系，通過插手人事安排瘋狂斂財。經查，2004年至2015年，何發理分別為15人在環保系統晉升職務、調動工作以及安排就業等事項上提供幫助，收受財物共計200余萬元。

正是何發理這種濫權妄為的行徑，攪亂了陜西環保系統的選人用人風氣。在其擔任省環保局局長、省環保廳廳長的10年間，一些基層環保部門和下屬企事業單位干部為了同何發理維系好關系，以“拜年”等名義送其禮金共計112萬元。

作為陜西省生態環境的“守門員”，何發理無視污染防治和生態環境保護重要職責，用人民的“綠水青山”換取自己的不義之財，從治污者變成“污染源”，嚴重敗壞了干部隊伍風氣、破壞了系統政治生態。

退而不休，對抗調查不知悔改

生態環保部門承擔著行政審批、執法處罰、環保督察等重要職責，一些別有用心的商人老板試圖以“圍獵”環保系統領導干部的方式，謀取不正當利益。何發理之所以一步一步走向犯罪深淵，固然有交友不慎被“圍獵”、制度執行不嚴格等客觀因素，但究其根本，是其心中無黨、心中無民、心中無責、心中無戒。

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反腐敗的高壓態勢，何發理想的不是收斂收手，主動向組織交代問題，而是一直絞盡腦汁思考如何掩蓋自己的違紀違法行為，逃避黨紀國法懲處。其間，他通過操縱和持有多個他人名下銀行賬戶，通過銀行賬戶間的資金轉移來掩飾、隱瞞贓款的來源和性質。

2013年2月，何發理被任命為陜西省人大常委會農業和農村工作委員會主任。這次職務調整讓他倍感慶幸，“這下可以放心了。”也許是覺得離開重要崗位后問題不易暴露，也許是長期養成的僥幸心理驅使，在種種錯誤思想的支配下，何發理的手越伸越長，仍然利用其在環保部門工作時積累的人脈關系和影響力，通過向其他公職人員打招呼的方式為他人辦事，非法收受財物。

陜西一家房地產公司法定代表人景某是何發理交往20多年的“朋友”。多年來，為了能牢牢攀住何發理這棵“大樹”，景某以各種方式投其所好。一直到何發理卸任省環保廳廳長、甚至退休后的三年時間里，景某都不忘逢年過節給“老領導”送上紅包，寄希望能充分利用何發理的影響力、為自己獲取更大利益。2020年12月，景某再次給何發理送來20萬元，這是何發理最后一次收受賄賂。此時，他已經正式退休三年。

事實上，在這次收受賄賂前，何發理曾有過隱隱不安。2020年9月，商人高某某涉嫌行賄犯罪被立案調查。何發理與高某某并不陌生，多次收受過高某某所送錢物，他不但沒有主動向組織交代自己和高某某之間不正當經濟往來問題，反而處心積慮地將高某某所送的兩個裝有大額現金的密碼箱交給其他商人代為保管。

即便如此，當面對景某送來的20萬元時，何發理仍照收不誤。他甚至幻想，“退休就是平安落地了，可以把在職時收的‘存貨’拿出來置辦房產，保值增值‘滾雪球’。”

不收斂不收手，過了退休的點，邁不過跌倒的坎。何發理自2017年退休后，使用違紀違法資金在多地購置房產13套，通過將產權登記在親友名下，掩蓋自己實際持有的事實。

如意算盤打得再好，在黨紀國法面前，最終只能是黃粱一夢。經查，何發理非法索取、收受他人財物共計4000余萬元。其中，其卸任省環保廳廳長直至退休8年間，仍收受他人所送財物共計880余萬元。

不能正確地看待手中的權力，栽大跟頭是必然的。“有了權以后，忘乎所以。把組織的忠告置若罔聞，把黨紀國法當成擺設，使自己的一生化為泡影。”從38歲時成為副廳級領導干部，到68歲時以一名犯罪分子的身份“收場”，何發理一步步腐化墮落，最終走進高墻鐵窗。

何發理懺悔錄（節選）

我為什么會走到今天這個地步？一個擁有47年黨齡的老黨員，又是受黨多年教育、受組織重用的高級干部，怎么就經不住糖衣炮彈的侵蝕？為什么過不了廉潔從政這一關？思來想去，還是黨性觀念淡薄。雖然在組織上入了黨，但在思想上、行動上并沒有完全入黨。

初心丟棄。隨著職務的變化和成績光環的照耀，我的權力觀逐漸扭曲，以至在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考驗中，失掉了黨性原則，丟掉了理想信念和廉潔從政底線。我常想，這些商人今天圍著你轉，明天一旦你失去權力，他們還會嗎？一定不會。于是我就對老板們的禮金紅包來者不拒，想給子孫留點“家當”，導致收的錢物越來越多，最后成了給自己定罪量刑的籌碼。

底線塌落。一個時期以來，社會上把吃吃喝喝、結交老板多、派頭大視為人格魅力，顛倒了社會價值觀。由于我喪失了黨性原則，把自己混同于不法商人之中，迎合并接受了金錢至上的社會思潮，把人與人的正常關系變成了利益關系。我從一個黨培養多年的領導干部，變成了企業老板們利用的“工具”，究其原因主要是不注重學習，不注意黨性鍛煉，放松了世界觀改造，結果思想防線一步步崩塌、底線失守，從不守紀律到不守法，再到走上違法犯罪道路，教訓十分深刻。

隨波逐流。黨的干部是黨的事業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要做到干凈擔當。而我卻忘記了“除了法律和政策規定范圍內的個人利益和工作職權以外，所有共產黨員都不得謀求任何私利和特權”的要求。在我擔任省環保局局長、省環保廳廳長的10年間，每逢春節、中秋都有一些市縣環保局和下屬的企事業單位的領導以看節、拜年為名，給我送上禮金禮品，一些企業老板也緊隨其后。開始是三五千元，后來一兩萬元，個別老板也有5萬、10萬，明顯超出禮尚往來的范圍，我卻壯著膽子照收。這些美其名曰“看節、拜年”，實則是拉關系、套近乎，想讓我在工作中給他們創造一些寬松條件，或是有問題了能高抬貴手。我就是在這個問題上失手而丟了底線。

表里不一。我在入黨時曾承諾要對黨忠誠老實、言行一致。但在實際生活中卻沒有兌現，表面堂堂正正，背后弄虛作假。為不暴露自己的現金和支付流水，我將暫不用的現金交給他人保管，將自己的錢存在別人的銀行卡上自己持用。這種不老實、不誠實的行為是黨性不純的表現，我陽奉陰違、欺騙組織，是對黨嚴重不忠，我后悔莫及。

腐敗墮落。我的父母識字不多，勤勞知足、誠實善良、不奢不貪，一輩子“面朝黃土背朝天”，辛勤耕耘著農田，沒有坐過飛機、沒有見過大海，甚至連陜西也沒有出過。但他們卻對自己的生活很滿足，從沒有對我提出過奢求，還常常叮囑我“別人的東西不能要”，而我卻沒有繼承他們的優良品格，丟掉質樸本色，讓拜金主義思想占了上風。

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希望組織將我的嚴重違紀違法問題作為反面教材，公之于眾、以示后人。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 編輯：王曦若   送簽：王曦若   簽發：鐘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