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毛澤東同志誕辰130周年。毛澤東是思想家，亦是文章大家。其思想把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精髓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特質融會貫通起來，既高遠又務實，落實到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啟發人心，開一代風氣；其文章，有浩氣、有骨氣、接地氣，貫穿哲學氣，飄灑人間煙火氣，一支筆搖曳出多姿多彩的傳世篇章。毛澤東的著述文章，蘊藏著歷史的風云，記載著革命的潮流，展示著思想的光芒，可以照亮前行的道路。閱讀毛澤東的經典論著，需要很多歷史背景知識乃至史料學、文獻學方面的學問。如果只知道毛澤東“這樣說”，不知道他“為什么這樣說”，不知道哪些是原創、哪些是發揮、哪些是借用，不知道哪些是“經”、哪些是“權”，如此這般，人們對毛著經典的認識也就是個“大概”。因此，挖掘和闡釋毛澤東著作的寫作背景，弄清楚他為什么這樣說，說了以后別人是怎樣體會和理解的，闡釋其文本的歷史與政治意涵，揭示并釋放文本的理論價值，就顯得格外重要。

《毛澤東文譚》的寫作初衷便由此而來：書寫毛澤東文章寫作史、傳播史和接受史上的故事，盡力“破譯”毛澤東的“文本密碼”，期望能夠明晰毛澤東“胸中明月”和他的“實踐天地”之間的連接通道。本書按照《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毛澤東思想的六大組成部分和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三個方面的論斷，分為九大專題。每個專題選擇數篇代表性的文章進行解讀，在文章的源頭、內部、縫隙里搜尋前塵往跡，對那些關鍵概念進行詞源學淵源的考證，在字里行間闡釋文本上沒有顯示的內容，挖掘文章中包含的世界觀、方法論，力圖展示毛澤東思想的立體面貌。

——聚焦毛澤東經典論著的寫作史。毛澤東的文章都是時代的產物，他不是為寫作而寫作，而是摸著時代脈搏寫作的，是為回答和解決時代問題寫作的。比如古田會議決議，是一篇中國共產黨確立思想建黨政治建軍原則的奠基文章，是在紅四軍內部發生誰也說服不了誰的大爭論背景下出現的。這場風波，一度導致毛澤東“下崗”。經過“陣痛”之后，“朱毛”思想統一，攜手建軍，開創出黨和軍隊建設的嶄新局面，“朱毛”也成為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標志性形象。還原古田會議前“朱毛”為黨相爭的歷史現場，我們不僅可以體悟真理之來之不易，也看到“朱毛”等革命者爭相為黨的光明磊落和高尚情操。再比如《論持久戰》，是毛澤東在全面抗戰進行到第10個月的時候寫作的。當時，全社會流行“亡國論”和“速勝論”兩種論調，蔣介石拿不出令人信服的戰略策略，鐵蹄之下恐慌的人們甚至用《推背圖》和《燒餅歌》對中國的命運進行預測。毛澤東在西北高原的窯洞里推出了石破天驚的“抗戰預言”——它超前于戰爭進程，深刻揭示了中華民族外御強敵的勝戰之道。隨著抗戰形勢的發展，歷史完全應驗了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的預測。毛澤東的文章是時代鐫刻在大地上的印痕，既反映了那個時代，又影響了那個時代，從而高于那個時代，成為時代精神的精華，又經過時代變遷的檢驗，成為時讀時新的經典文本。本書旨在研究毛澤東著作的寫作史，尋找和展示著作“發生地”的故事，“考古”“發現”寫作的歷史背景和生動活潑的語境，展現出毛澤東的文章“初心”和思想脈絡。

——探討毛澤東經典論著的傳播史。一篇文章寫出來之后，只有得到傳播，與廣大人群發生關系并使讀者受到啟發，才能產生影響。毛澤東的文章寫出來后是如何傳播的？這是本書研究和書寫的一個重點。比如說，《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寫于1925年夏秋，首刊于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司令部1925年12月1日編印的《革命》第4期，后來又刊登在1926年2月1日出版的《中國農民》和同年3月出版的《中國青年》第116、117期上，同時還在廣東汕頭出版了單行本。它的傳播，使共產黨人掌握了階級分析的理論武器。毛澤東在陜北山溝的窯洞里創造了“紙老虎”一詞，提出了“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在媒介尚不發達的時代，在國民黨嚴密封鎖下如何傳播出去？毛澤東采取了接受外國記者采訪、答記者問這種形式。這就是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這篇談話發表在美國《美亞》雜志1947年4月號上后，中共在香港的《群眾》雜志立即轉載。由于選擇了一個恰當的傳播方式，毛澤東的“紙老虎”之說，迅速為人們所認可，在全世界廣泛流傳，不能不說是傳播史上的一個奇跡。在國民黨統治的很長時間里，在淪陷區，毛澤東的著作被列為“禁書”而禁止傳播，有的著作不得不印刷成“偽裝本——封面印上武俠小說或佛經的名字，里面裝的是毛澤東的文章，從而瞞天過海、跨域傳播。這種獨特的傳播方式，顯示出中國共產黨革命歷程的艱難，也為毛澤東著作傳播史增加了幾分傳奇色彩。這本書研究和書寫了毛澤東經典論著在流傳過程中“層累地造成”的故事，索隱發微，足見毛澤東著作特有的闡釋空間和巨大的理論魅力。

——回顧毛澤東經典論著的接受史。一部作品，寫出來，是第一步；傳播出去，是第二步；被人接受，入耳入腦入心，是最重要的第三步。研究毛澤東文章的接受史可以發現，毛澤東的許多文章，在一開始并不被人們所接受，像《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陳獨秀就不喜歡。1939年毛澤東在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說：“這本小冊子主張在共產黨領導下實行激進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組織農民。陳獨秀拒絕在黨中央機關報刊上發表它。”毛澤東提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被批評為“槍桿子主義”；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主張“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被指責為“狹隘的經驗論”；毛澤東寫出《新民主主義論》，王明仍然不喜歡，還寫詩諷刺。當人們還在時代迷霧中迷茫的時候，毛澤東已經撥云見日，高瞻遠矚。毛澤東的許多文章是人們在經歷挫折后才接受的，在接受后運用于指導實踐，從而取得巨大成功，進一步堅定了對毛澤東的信任和信賴，在黨的歷史上甚至還出現了“逢毛必勝，有毛則靈”的說法。回顧毛澤東著作的接受史，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毛澤東經典論著走進越來越多的人心里，中國共產黨就贏得越來越多的人心；中國革命的成功史，與毛澤東一系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經典論著的接受史，是分不開的。

毛澤東著作具有文學性，風神秀健、筆力飛動，這是他文章生動活潑、吸引讀者的一個“秘訣”。在本書的創作過程中，也嘗試采用了文學化的表達，通過搜集毛澤東的文章故事，還原情節細節，展示毛澤東文章的文景與文脈，消減理論閱讀的枯燥感。

摒棄雜質，水澄珠瑩，秘密呈現。返回毛澤東的文本現場，感悟毛澤東著作的思想偉力，或許就是再讀毛澤東的原本追求。

（來源：《旗幟》2023年第11期；作者系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

( 編輯：孫麗   送簽：孫麗   簽發：鐘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