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與公平是整個人類歷史發展中的關鍵問題，兩者間的關系直接影響社會穩定與發展，而兩者的矛盾運動也推動著社會的持續進步。在探索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道路上，圍繞效率與公平有過各有側重、差異化的實踐與調適。新時期立足于高質量發展與共同富裕，必須轉變思路、創新機制，探索出效率與公平統籌兼顧的本土化發展道路。

準確把握效率與公平的辯證關系

效率通常是指資源配置的有效性，關注如何通過提高生產效率、優化經濟結構以“做大蛋糕”。而公平則是人們對社會分配狀況的價值判斷，包括規則公平、機會公平、結果公平等維度，關注如何“分好蛋糕”。

效率與公平處于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中，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從對立的角度看，過于強調公平會侵蝕個體的激勵機制，損害社會效率，而片面強調經濟增長，則會加劇貧富分化、激化社會矛盾。但就統一的角度而言，效率是實現公平的重要基礎，公平則是提升效率的有力支撐。離開效率只能空談公平，因為蓬勃發展的物質財富是社會公平的基礎，做大經濟總盤子為改善民生提供了可持續的保障。與此同時，對公平的重視能夠維護社會秩序和政治穩定，從長遠來看為增進效率提供了穩定的發展預期。

此外，效率與公平具有高度的情境性，于不同發展階段、政治體制、國民價值體系中有所差別。在我國，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集體主義的國民價值觀，決定了效率與公平兩大目標必須統籌兼顧、有機結合。

新中國成立以來效率與公平關系的歷史演進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圍繞效率與公平問題經歷了階段性的實踐形態，并根據特定發展階段的社會歷史條件與重點任務進行了動態調適。

新中國成立初期側重“公平優先”，通過單位制、戶籍制度與統購統銷制度構建起“城鄉二元”的平均主義分配方式，在快速改變中國“一窮二白”局面的同時，也導致經濟活動低效率、民眾生產積極性受壓制。此外，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與城鄉分割格局也制約了農業的發展空間、限制了勞動力資源的合理配置。

2月22日，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貢縣鹿馬登鄉亞坪村村民在廣場表演傈僳族舞蹈。近年來，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在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過程中，實施鄉村振興“百千萬”示范工程，打造宜居宜業村莊，在青山綠水間建好鄉村，留住鄉愁。

改革開放以來，踐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一方面，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另一方面，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并主張生產要素參與收入分配。這一系列舉措推動了中國經濟持續30年的高速增長，但也出現了階層流動固化、城鄉和地區發展差距擴大等問題。

面對日益凸顯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了“更有效率、更加公平”這一原則，黨和國家持續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統籌發力。而今，我國在探索效率與公平的有機結合上取得顯著成效，不僅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打贏了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

新時期統籌兼顧效率和公平的探索路徑

世界上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實踐證明，經濟增長并不會產生涓滴效應以自發消除分配不均與貧困問題。反之，高度不平等還會損害經濟可持續增長與減貧效果。新時期對效率與公平的統籌兼顧提出了更高起點、更高水平的要求。這意味著不能將效率與公平的關系視為不可兼得的零和博弈，不能進行先發展后分配的階段劃分，而要在高質量發展與共同富裕的目標指引下，通過理念、內涵、制度與方式創新尋求兩者統籌兼顧、雙向賦能。

在理念上，要強化包容性增長的發展理念，在可持續發展中追求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其關鍵在于突破制度障礙，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例如，健全產權制度，讓勞動、管理、知識、資本等各種生產要素的所有者權益得以保障，都能按貢獻分享增長成果；推動要素市場化，提高要素在城鄉間和跨區域的配置效率；改善營商環境，盡可能破除體制機制障礙、為企業經營提供便利與支持，等等。深化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不僅是推動更有效率、可持續增長的必由之路，本身也具有客觀的公平性。營造規則化、有序化、公平競爭的市場運行環境，意味著最大限度約束行政權力、不法經營者對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和干擾，是實現機會平等的前提保障。

在領域上，要區分經濟領域與社會保障領域。在保障經濟領域市場作用的同時，著力構建消除權利貧困與社會排斥的社會保障領域，積極推動公共服務均等化與公共參與大眾化。黨的十九大明確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人民需求是多層次、多元化的，首先應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和社會救濟體系，著力解決教育、醫療、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務在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的配置不平衡；其次應提升公共參與大眾化水平。目前，我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惠民服務等領域經常出現項目供給與民眾需求錯配的現象，不僅導致公共資源的浪費，還可能引發非預期的社會矛盾。在政策制定和基層治理過程中，不斷暢通渠道、有序開展大眾參與和民主協商，有助于提升資源配給的精準度、提升民眾的福利感和政治獲得感。

在制度上，要整合多方力量，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與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分配制度是促進共同富裕的基礎性制度。”從宏觀層面看，初次分配是市場主體遵循市場運行規則，以勞動、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分配；再分配由公權力主導，利用稅收、轉移支付以及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調節收入差距；第三次分配則需要開發社會化力量，以志愿服務、慈善捐贈等方式參與社會公益事業。可見，三次分配所搭建的分配體系形成了主體多元、功能互補的分配格局。隨著市場的完善和公益福利事業的發展，企業和社會組織開始顯現其社會責任感與公益價值。為擴大第三次分配的規模，未來應增強其主體規范性、加大政策激勵力度，并積極構建信息交流、資源對接等基礎設施。

在方式上，要引入多元機制，探索效率與公平相協調的公共服務高質量供給。公共產品可劃分為生產和提供兩個環節，促使行政部門從“劃槳者”轉變為“掌舵人”，引入市場、社會多元機制合作參與生產過程。近些年，各地都在積極探索相關的創新形式，例如服務外包、特許權經營和PPP等投資模式。多元合作生產顯著提高了行政部門的運行效率和服務水平，讓民眾享受到更為優質、高效的公共服務，也為社會組織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政策環境。為持續推動公共服務的高質量供給，我們應該繼續開放更廣闊的合作空間、探索更多元的合作形式，并積極構建科學合理、有效監管的制度體系。

（來源：《旗幟》2023年第3期；作者單位：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廈門大學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

( 編輯：劉瓊   送簽：劉瓊   簽發：鐘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