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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人唯賢”典出于《尚書·咸有一德》,其原文為“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也就是說,任用官吏當選賢才,任用大臣當選忠良。選賢、用賢,是中國古代政治所推崇的基本原則。歷代王朝都重視優(yōu)秀官員的選拔,通過薦舉、考核等一系列的程序,所選用的不少官員盡心竭節(jié)、參謀帷幄、嫉惡好善。中國共產(chǎn)黨自成立以來,繼承與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高度重視干部的選拔,在選人用人方面,既突出政治、以德為先,樹立了正確的用人導向;又講明原則、注重實效,走出了一條唯才是舉、唯賢是用的干部任用之路。
任人唯賢的思想溯源與內(nèi)涵
任人唯賢思想歷史淵源久遠。在上古時代,堯舜之間傳賢而不傳子,將公職開放于庶民大眾,成為以公代私、服務大眾的偉大典范。先秦時代,諸子百家都相應地提出了以品德、才能作為選官標準的各種理論,如儒家所提出的“選賢舉能”、墨家所提出的“尚賢”、法家所提出的“公舉”,此后歷代所發(fā)展建立的察舉制、科舉制,都是這一思想傳統(tǒng)的具體產(chǎn)物。
春秋戰(zhàn)國時期,孔子在選賢納才方面提出,“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君王在國家的治理過程中任用正直的賢士,民眾才會信服,相反,君王任用不肖之人,則民怨積聚、民心疏散。孟子繼承了孔子“舉用賢才”的思想,主張君王治理朝政,要“尊賢使能,俊杰在位”。君王身邊若有智慧的賢者,社稷有所托,人民有所庇,國家的興盛繁榮指日可待。君王身邊若無賢能之人,社稷無所恃,人民無所依,國家則面臨滅亡之危險。
漢代賈誼在舉納賢士方面,提出了“君明、吏賢、民治”的思想,他認為“君能為善,則吏必能為善矣;吏能為善,則民必能為善矣……故君明而吏賢,吏賢而民治矣”。任人唯賢關系到國之安邦、民之安居!杜f唐書·食貨志上》中提到:“設官分職,選賢任能,得其人則有益于國家,非其才則貽患于黎庶,此以不可不知也!本踉谠O立官職和分派職責時,選用賢德與才能并舉之人,才會對國家有利;相反君王疏離賢士,民怨載道,則罹禍國家。
宋代朱熹強調(diào),賢者治國是使君主圣明、國家興旺之良方。他指出,“賢者,有德者,使之在位,則是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朱熹認為,賢人在朝,君主身修心正,社會和諧穩(wěn)定;能者在位,政通人和,國治邦安。
縱觀中國古代思想家的治國安邦理念,他們大都提倡加強君臣自身修養(yǎng),倡導任賢選能,并把圣君賢臣看成一種理想的政治秩序。
>> 江西省遂川縣禾源鎮(zhèn)彭志強收藏保管的四份清代科舉考試卷。
中國歷史上任人唯賢的實踐與選拔標準
“任人唯賢,選賢與能”是中國古代吏治的精髓。歷代王朝均通過一系列的選拔制度為國家招攬賢能之士。春秋戰(zhàn)國以前,官員主要通過“世卿世祿”制度產(chǎn)生。秦統(tǒng)一前后,“仕進之途,唯辟田與勝敵而已”,英勇勝敵、軍功顯赫是秦朝選納官吏的主要依據(jù)。到了漢代,朝廷為了適應中央集權(quán)國家統(tǒng)治的需要,在秦朝的基礎上,創(chuàng)建了一整套人才選拔制度。察舉制是一種由下向上推舉賢才的制度,以“鄉(xiāng)舉里選”為官吏選拔依據(jù),注重鄉(xiāng)里輿論對賢士德才評判的權(quán)威性。漢武帝推崇儒家思想,形成了一整套以重視德行為內(nèi)在根本、以舉孝廉為實現(xiàn)形式的人才選拔制度。在孝廉制的激勵下,讀書人矜名節(jié)、重德行,社會風氣得以良好發(fā)展,“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與察舉制不同,漢代征辟制是一種自上而下選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征聘與辟除兩種方式。皇帝征聘選拔品學兼優(yōu)的人士,或備顧問,或委任政事。高級官員任用官吏采取辟除的方式,“以高才重名躐等而升者,辟召也;故時人猶以召為榮焉”。
在漢末軍閥混戰(zhàn)的沖擊之下,“鄉(xiāng)舉里選”的選拔方式難以為繼。三國時曹魏御史大夫陳群制定了“九品中正制”,推選各州、郡的“中正官”負責考察本地士人,按其德才聲望評定九個等級,吏部按品級授官。到魏晉之交,大小中正官均被各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壟斷。他們在評定品級時,偏袒士族人物,背離了當初“不計門第”的原則。九品中正制逐漸演變成保護士族政治特權(quán)的選拔制度。
隋唐時期,君主為革新政治、鞏固統(tǒng)治、加強中央集權(quán),開始用公開考試的方法選拔官吏,量才錄用,科舉取士逐漸形成。唐代科舉分為常舉和制舉兩類,應試者考試內(nèi)容以進士、明經(jīng)兩科為主。隋唐時期創(chuàng)立的科舉制度,剝奪了士族地主的政治特權(quán),削弱了豪強士族的勢力,擴大了人才選拔基礎。科舉制把讀書、考試和做官緊密聯(lián)系起來,提高了官吏的文化素質(zhì),加強了中央集權(quán),推動了教育和科技文化的發(fā)展。
宋代的科舉制在形式和內(nèi)容上較以往都進行了重大的改變,不僅放寬了錄取的范圍,實行了彌封、謄錄等減少徇私舞弊的嚴格措施,還加強了科舉考試中策論的地位和重要性。改革后的科舉制度為歷代王朝所沿用,到了明清時期,科舉考試專重“四書”“五經(jīng)”,以八股文取士,束縛了知識分子的創(chuàng)造性,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科技發(fā)展與社會進步。
歷代君王選任賢人注重德才兼?zhèn),以德為主。《抱樸子·循本》云:“德行文學者,君子之本也。”賢能之人是高尚品德與良好學術(shù)修養(yǎng)的化身。崇高的品德是賢士安身立命之根本,是他們?yōu)槿颂幨赖南刃袠藴剩彩浅蔀橹螄苋说闹匾獥l件!墩f苑》記載,晉文公在獎賞官員時,把德行擺在首位,而將勇力置于其后。文公認為:“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昭明我名,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義,使不得為非者,吾以為次賞!痹跁x文公看來,賢能之人能昭明人道、教人以德,理應受到國家最高的獎賞。晉文公崇德尚行的獎賞制度,招攬了一批身修、心正、才高的賢能之士,國家得以善治。唐太宗認為,用人“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他指出正心修性,才能遠離偷合茍容、曲意逢迎;崇德修身,方可避免貪戀祿位、不務公事。唐代采用德行、才用、勞績“三實”的辦法來考核當朝官員,首先考察的是官員的德行,其次是才能和政績。高尚品德是賢能之士發(fā)揮治國才能的根本前提,才能和政績的施展正是崇高品德的踐行路徑。清朝在選納賢士時,同樣將德行放于重要的位置?滴踉f:“朕觀人必先心術(shù),次才學。心術(shù)不善,縱有才學何用?”修身養(yǎng)德為先,學識才能為要,賢能之人把治國的精義內(nèi)化于實踐行動中,踐道而行,鞠躬盡瘁,真正做到治國興邦。如果選拔的官員心懷不軌、嫉賢妒能,不從內(nèi)心涵養(yǎng)憂患國家、體貼人民的情懷,則不能從根本上施行治國興邦的有力之舉。
>> 2022年8月31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在北京舉行“奮進新征程 建功新時代”系列中外記者見面會,“人民滿意的公務員”代表圍繞“做人民公仆 為人民服務 讓人民滿意”與中外記者見面交流。
中國共產(chǎn)黨與任人唯賢思想的現(xiàn)代傳承
用一賢人,則群賢畢至。任人唯賢是中國共產(chǎn)黨選拔、培養(yǎng)、使用和管理干部的根本要求,也是中國共產(chǎn)黨一貫堅持和執(zhí)行的組織紀律。我們黨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始終堅持德才兼?zhèn)洹⒁缘聻橄鹊挠萌藰藴剩懺炝艘恢д螆远ā⒉拍茏吭降母刹筷犖椤?/p>
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首次提出“德才兼?zhèn)洹钡挠萌藰藴屎汀叭稳宋ㄙt”的干部路線。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進一步明確干部德與才之間的關系,他提出,“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同時強調(diào)黨員干部應精通自己所屬范圍內(nèi)的專業(yè)技術(shù)知識,使自己成為又紅又專的群眾帶頭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不僅提出干部隊伍要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yè)化的干部工作基本方針,也闡明了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風上過得硬、人民群眾信得過等優(yōu)秀干部的具體要求。同時,“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yè)化”被寫入黨章,為任人唯賢提供了組織保障和制度保障。1982年召開的黨的十二大上,在黨章中增加“黨的干部”一章,明確提出“任人唯賢”的干部路線。2002年中共中央印發(fā)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和2014年修訂印發(fā)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都明確規(guī)定任人唯賢是選任黨政干部的原則之一。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一系列選人用人新理念新要求,明確提出“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于擔當、清正廉潔”的好干部標準,既是新時代黨管干部的根本指針和行動指南,也是新時代傳承任人唯賢的正確導向和根本遵循。在2018年召開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發(fā)表重要講話,明確提出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強調(diào)著力培養(yǎng)忠誠干凈擔當?shù)母咚刭|(zhì)干部,著力集聚愛國奉獻的各方面優(yōu)秀人才,堅持德才兼?zhèn)、以德為先、任人唯賢,為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堅強組織保證。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不斷改革選人用人機制,著力破解干部選任“唯票、唯分、唯GDP、唯年齡”的“四唯”問題。各地各部門堅持“德才兼?zhèn)、以德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賢”的用人原則,打破論資排輩,既大力培養(yǎng)選拔那些看得準、有潛力、有發(fā)展前途的年輕干部,又把符合條件、年齡比較大的優(yōu)秀干部及時選好用活,不搞硬性配備、不搞任職年齡層層遞減,干部隊伍的整體功能得到提高。同時,不斷完善能上能下的制度。一批不適宜擔任現(xiàn)職的干部調(diào)整出領導崗位,一批年富力強、充滿干勁的干部進入領導班子,彰顯了“有為者有位、無為者失位”的鮮明導向,推動形成優(yōu)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從政環(huán)境。
在新時代新征程上,各級黨委及組織部門要深入貫徹落實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干部工作的重要論述精神,始終堅持黨管干部原則,樹立正確的用人導向,努力做到選賢任能、科學使用干部。黨員干部要時刻以新時代好干部標準要求自己,在重大政治考驗面前要有政治定力,守住自己的政治生命,要有堅持原則、認真負責的奉獻精神,在急難險重任務面前勇挑重擔,要廉潔自律、克己奉公,永葆黨員干部的純潔公仆本色。
(來源:《旗幟》2023年第3期;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
( 編輯:劉瓊 送簽:劉瓊 簽發(fā):趙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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