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故鼎新”源于《周易》的《革卦》與《鼎卦》，后世將其合二為一作為成語，表達除舊用新的意思，與因循守舊相對。這一思想在中國歷史上有著悠久的淵源，是中國歷史上創新思維的集中體現，并在現代得到了傳承和發展。

革故鼎新的思想溯源與內涵

先秦元典中提出的革故鼎新思想，為后世的政治家、思想家們所傳承。他們或對革故鼎新的觀念不斷進行詮釋、闡釋、弘揚，或倡導政治上的變法改革、風俗上的移風化俗、治學上的精進不止等，把創新和變革貫徹到各個領域。

這是1916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雜志封面。

革故鼎新思想體現在政治領域，就是改革變法、除舊布新。在中國歷史上，革故鼎新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時期。周文王和周武王在革除商朝的暴政后，倡導“以民為本”，推行“民本主義”理念，實行分封制度，推動了社會各方面發展。戰國末年商鞅指出，治理之道不是隨意制定的，必須依據于理和勢，不能一味復古。在此基礎上，他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觀點。稍晚于商鞅的韓非也提出“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的主張。他認為，治理國家的法制要隨時勢的變化而變化。王安石在熙寧變法中提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表達了排除萬難、推行變法的改革決心。

革故鼎新體現在社會領域，就是要移風易俗、明德、“新民”。“新民”由宋代思想家朱熹提出。他將《大學》中的“親民”改為“新民”，其意就是要革除舊弊、去其舊染、使民更新、教民向善，實現移風易俗。

革故鼎新體現在文化領域，就是不斷進取，勇于創新。早在先秦時期就已經產生了孔子、老子、莊子、墨子、孟子等思想大家。他們闡發的精妙哲理，至今仍涵養著中國人的智慧。在先秦諸子之后，每一代思想家、文學家都在前人的基礎上，勇于創新，不斷精進，在文學上有了漢賦、唐詩、宋詞、元曲等多種形態的作品；在書法領域就有隸書、楷書、行書等不同字體，在科技上涌現出了魯班、李冰、蔡倫、張衡等名家。他們的成就既是中華文明的寶貴財富，也是激蕩在中華民族血液中的文化底蘊。

革故鼎新思想在古代、近代中國的實踐

在中國歷史上，許多著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都較推崇革故鼎新這一理念，并試圖在其所處的時代中實踐這一思想。

在春秋戰國時期，孟子提出“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論斷，主張通過個人努力和自我改造達到革故鼎新的目的。戰國時期，商鞅在秦國施行變法，廢除了許多舊制度，實行縣制、獎勵耕織和軍功等一系列新舉措，迅速使秦國的經濟與軍事實力壯大起來，為其后統一六國奠定了基礎。之后，秦漢封建王朝繼續實施了一系列的改革與革新等措施，秦始皇進行了法制建設和郡縣制度改革，漢武帝推行了法家改革和五銖錢鑄造，這些都是對革故鼎新的實踐。

陜西省西安市周至縣起良村，因傳承沿襲千年的“蔡侯紙”制作工藝而遠近聞名。“蔡侯紙”俗稱漢麻紙，通常以楮樹（構樹）皮為原料，沿襲蔡倫發明的造紙古法手工制作。

唐朝時期，唐太宗進行了一系列改革與革新，如推行科舉制度、實行平均地稅制等，造就了“貞觀之治”的繁榮局面。宋朝時期，王安石變法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改革實踐之一，主張通過改革稅制、軍制和學制等來推動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明朝時期，張居正變法也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舉措，試圖除去舊弊頑疾進行自救，特別是一條鞭法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財政危機。清朝的雍正皇帝也進行了鐵腕改革，敢于觸動權貴集團的利益，推出了攤丁入畝、一體納糧、改土歸流等措施。

近代中華民族面臨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是否能革故鼎新關系到民族生死存亡。因此，啟蒙思想家們紛紛疾呼，守舊將亡國，創新能強種，號召國人銳意求新。魏源提出了“變古愈盡，便民愈甚”的社會改革主張；洪仁玕認為“凡一切制度考文無不革故鼎新”，人也要“力求自新，轉以新民”；資產階級 “維新”一詞，便是取自“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意；孫中山更是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遺訓。

五四時期的啟蒙思想家在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后，對革故鼎新賦予了更深刻的含義。作為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與倡導者，陳獨秀號召：“以人事之進化言之，篤古不變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進之民，方興未已。”他提出，不斷創新，不斷創造，才能不斷進步。

兩千多年來，中國歷代仁人志士不斷豐富革故鼎新的思想及實踐。在近代中國，一批知識分子又賦予了其新的內涵、路徑、類型與關系。一是強調革故鼎新的本質在于不斷突破、不斷適應以至引領時代。如五四啟蒙思想家認為，革故鼎新永無止境，并不是簡單地等同于引進西方文化。二是分析了傳統的革故鼎新、西學的創造性運用與會通古今中西等不同路徑。三是推進各方面的革故鼎新，包括制度、倫理、“器物”、學理、文化等各個類型的創新。隨著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新文化運動的開展，革故鼎新也從“器物”層面不斷上升到思想文化方面，崇新趨新求新的潮流更為強勁。四是對于舊和新、破舊與立新的關系進行了辯證闡釋。“鼎新”的新不是從天而降的，它必然對舊文化有所傳承。魯迅曾言：“古人所創的事業中，即含有后來的新興階級皆可以擇取的遺產。”“鼎新”要從模仿、傳承開始，新與舊是相對的，是可以互相轉化的。正如梁漱溟說：“所謂創造新文化即從舊文化里轉變出一個新文化來。”

總之，革故鼎新思想在古代、近代中國的歷史上有著深刻的實踐意義，為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發展和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共產黨與革故鼎新思想的現代闡釋

中國共產黨人繼承了中華民族綿延千年的革故鼎新思想，以開天辟地、敢為人先的氣概，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將馬克思主義創造性地運用于中國的革命與建設中。

毛澤東同志高度重視革故鼎新思想，在理論、實踐、制度、科技、文藝等方面都有所闡述并身體力行。他說：“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他們的基本原理，必須遵守，這是第一。但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他將馬克思主義的“故舊”與“創新”之間的關系講得非常透徹，在此認識上形成的毛澤東思想正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理論成果。

鄧小平同志堅持與時俱進、勇于實踐，帶領黨和人民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開拓創新也成為其鮮明的領導風范。他支持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強調“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也要解放思想”。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立的鄧小平理論，開拓了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他提出：“現在世界突飛猛進地發展，科技領域更是如此。中國有句老話叫‘日新月異’，真是這種情況。我們要趕上時代，這是改革要達到的目的。”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革故鼎新思想的重要性。2015年7月9日，在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七次會晤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國際經濟規則需要不斷革故鼎新，以適應全球增長格局新變化，讓責任和能力相匹配……”2018年3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強調：“在幾千年歷史長河時，中國人民始終革故鼎新、自強不息……”2019年5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出席亞洲文明對話大會時指出：“革故鼎新、與時俱進是中華文明永恒的精神氣質……”黨的二十大報告更是專門指出，“經過不懈努力，黨找到了自我革命這一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第二個答案，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顯著增強”。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共產黨不斷推動革故鼎新的力度。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推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改革舉措。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改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從總體上對新時代中國的各項改革進行布局與統籌協調。這些發展理念與舉措是革故鼎新思想在現代中國的傳承和發展。

黨的百年奮斗史就是一部不斷創新、與時俱進的歷史。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面對新矛盾新挑戰，以非凡的斗爭勇氣和智慧，砥礪前行，革故鼎新，堅決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在多個領域實現了突破性的歷史變革，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成熟和定型，開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

革故鼎新思想在中國歷史上有著悠久的淵源，并時刻提醒我們，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為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我們黨必須堅持改革創新，以奮發有為的精神把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推向前進。

（來源：《旗幟》2023年第3期；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

( 編輯：孫麗   送簽：孫麗   簽發：鐘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