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政以德”出自《論語·為政》，原文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其意指以符合“德”的方式施政，就能實現有序而良好的統治效果。“為政以德”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和治理理念中居核心地位，反映出統治者的憂患意識和民本立場，落實在政治實踐中表現為嚴以治吏、保民富民的若干制度和舉措。“為政以德”思想及實踐對于今天的黨風廉政建設、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為政以德”思想的歷史內涵

“為政以德”思想發軔于西周早期。周初的統治者總結夏、商統治的歷史經驗教訓，認識到敬德保民、明德慎罰是獲取和保有統治權的根本原因。其具體內涵為：在天人合一的基本思維框架下，人類社會的統治權力和權威來自于“天”。統治的本質是“天”挑選出有德者，授予天命，委任他代“天”牧民。一旦統治者失德而虐民，“天”就收回天命，撤銷委任，降下禍亂，該統治也隨之終結。西周政治中的“德”思想基于天命不常的觀念，要求統治者敬德、勤政、慎罰，選任美德之士施政，致力于恤民、保民，以此祈獲“天”的助佑，長久地維系統治，顯示出統治者強烈的憂患意識和鮮明的民本立場。

西周政治中的“德”思想在春秋、戰國時期得以繼承和發展。這主要體現在：一是關于統治者為何應當稟賦德行。周人認為，統治者敬德，才能勤政恤民，不至耽于享樂、荒廢政務，或因貪婪、暴虐而殘害生民。在此基礎上，孔子提出另一重意義：統治者稟德，才能以身作則，凝聚和垂范民眾。孔子認為，“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統治者率先端正自身的品行，民眾才會遵從政令。統治者還須作出道德示范，才能引導民眾養成良好品性，從而實現有序而穩固的統治，即所謂“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二是關于“為政以德”的施政內容和效果。周人認為恤民、保民方能“祈天永命”。春秋、戰國時期，重民意識進一步凸顯。孔子提出，恤民、保民之外，更要富民、教民，“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這要求統治者輕徭薄賦，并教化百姓使他們遠離罪戾。孔子認為，相比用政令和刑罰管理百姓，用道德和禮樂引導他們，提高他們的德性，使百姓自覺地遵守規范，是更為理想的統治方式。孟子發揚孔子富民、教民的德治思想，提出詳細的施政內容：首先，統治者要“制民之產”，使百姓擁有“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實現“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要“薄賦斂”，愛惜民力，不過度向百姓索取。其次，要“省刑罰”，重視百姓的生命和身體健康。最后，要“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申之以孝悌之義”，使“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使百姓成為有道德的、真正的“人”。

孔、孟的“為政以德”思想富含人文主義精神。至漢代，“為政以德”又含納“天下為公”和“德主刑輔”兩種思想，逐漸成為完整的思想體系。“天下為公”提倡天下的絕對公共性，認為“天”選任有德者統治天下，正是“不私一姓”、絕對公共性的體現。因而，作為“為政以德”思想前提的“天命不常”，就不只是基于“天”對于民眾的擬人化的呵護情感，更是基于理性的準則，即“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此外，西漢董仲舒繼承先秦慎罰、省刑的思想，提出“任德不任刑”“德主刑輔”的治理原則。董仲舒認為，“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可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他將“德”提升至“天道”層面，使“德”具有超越性價值。這里，“為政以德”就不只是周人觀念中為能“祈天永命”的、帶有功利性特征的統治原則，更是與絕對真理“天道”一致的統治原則，其合法性得以確立。

“為政以德”思想發端于西周早期，經由春秋、戰國思想家繼承和發展，至漢代逐漸成為完整的思想體系，在其后的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和治理理念中居于核心地位。概括而言，“為政以德”思想的內涵為：一、天命不常，統治者須稟賦德行，修己安人，履行好代“天”牧民的職責，才能長久地保有統治權。二、履行好代“天”牧民的職責，須做到恤民、保民、富民、教民。三、具體而言，統治者須體察民間疾苦；須省刑、慎罰，重視民眾的生命健康，對于鰥寡孤獨等弱勢群體予以特殊照顧；須勸課農桑、輕徭薄賦、與民同利，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同時謹防政府從社會中汲取過量的資源，確保民眾擁有維持生活和生產的物質保障；還須以身作則，用德、禮引導民眾，提高他們的道德修養，幫助他們塑造理想的人格。“為政以德”思想中，理想的統治方式是推己及人和道德垂范，理想的統治效果是天下大同和咸歸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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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政以德”思想在古代政治中的實踐

“為政以德”要求統治者稟賦德行，落實在政治實踐中，體現為針對君主的修德、德治教育，官員選拔與管理中的尚德任賢、嚴以治吏舉措。中國古代針對君主修身、為治的教育傳統源遠流長，早期主要表現為臣下諫言的方式。漢唐時期，出現為君主講學的現象，這種現象在宋代制度化，稱為經筵，一直沿襲至清代。經筵有常設的講官和固定的講期、場所，通過為君主講讀儒家典籍和史書，使其了解、認同和踐行“為政以德”思想，實現針對君主的修德、德治教育。針對官員的修德、德治要求，在政治實踐中主要落實為選任官員秉持尚德任賢原則以及制度化的監察、考核、獎懲等。

賢者為政則國治，愚者為政則國亂，因而選任官員必須秉持尚德任賢原則。官員管理方面，有監察制度，實現權力制約和制衡，防止官員濫用權力，貪墨枉法；有定期考課制度，歷代考課大致分為道德考課和能力考課兩種，考察官員的品行和治績；有獎懲制度，根據考課結果實施獎勵和懲罰。上述制度都旨在確保統治者自身勤廉正直、奉公守法，做到恤民、富民和教民。

“為政以德”要求富民、教民，落實在政治實踐中，主要體現為統治者勸課農桑、興修水利，積極發展農業生產，同時使民以時、輕徭薄賦，不過度索取社會資源，并用德、禮教化百姓。促進農業生產方面，古代的統治者通常會頒布勸農詔令，反復申明農業生產的重要性，勸說百姓勤于耕作。而對于能夠促進任地農業發展、人口增殖的地方官員，朝廷也會予以獎勵。此外，統治者還通過浚修河道、修筑海塘、淤田、圩田等水利工程，保障農業生產。勸課農桑和輕徭薄賦是厚民、富民的一體兩面。朝代建立之初，統治者往往能施行輕徭薄賦的政策，如西漢有鑒于秦亡，田租施行“十五而稅一”或“三十而稅一”，相比秦“收泰半之賦”要輕，徭役征發也較少，有意識地節約民力。唐代初年租調也比隋朝的法定數額輕，允許“以庸代役”，為農民保留了相對較多的自由支配時間。

除興修水利、鼓勵生產來厚民、富民，統治者還通過一定程度的摧抑兼并，即抑制豪強地主和商人資本侵奪貧弱者的土地及其他私有財產的行為，來調節社會的貧富懸殊，穩定社會秩序，保障貧民的生產和生活資料。統治者摧抑兼并的具體舉措主要有：國家法令規定私人占田數量的上限；清查豪強占有的田地數量，占田多者課以重稅；國家對鹽、鐵、礦藏等重要資源施行壟斷，防止兼并勢力借此壯大；用國家借貸來取代私人借貸等。在厚民、富民的基礎上，統治者還注重導民以德，主要通過興辦或利用社會上的教育機構，樹立社會中的道德榜樣，編纂通俗的道德類讀物和藝術作品等方式，實施社會教化，力圖養成文明的社會風尚。

總之，中國古代的統治者們通過一些制度性的政治實踐，來貫徹“為政以德”的思想。

“為政以德”思想的現代轉化

近代以來，“為政以德”思想中執政者須稟德自律、施政當以民為本等內涵不斷凸顯，并在揚棄中逐步實現現代化轉型。中國古代賢能的統治者們已深刻認識到，官德影響民風是否淳樸，關乎國家治亂安危。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始終將黨風廉政建設作為重要工作，一貫堅持全面從嚴治黨的原則。1949年，在黨即將取得全國執政地位之時，毛澤東主席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告誡全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兩個務必”是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對于未來的警醒和忠告。

2018年的全國兩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重慶代表團審議時強調：“領導干部要講政德。政德是整個社會道德建設的風向標。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明大德就是要鑄牢理想信念，錘煉堅強黨性；守公德，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恪守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理念；嚴私德，就是要嚴格約束自己的操守和行為，廉潔自律，嚴以用權。這是在繼承古代“為政以德”思想的基礎上，對于官德之“德”的具體內涵作出的符合黨性原則和時代價值的新闡釋。

德不可空談。中國共產黨主張黨風、政德建設必須落在實處。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深入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同向發力，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持續開展黨內集中教育，提出和堅持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突出政治標準選賢任能，加強政治巡視，形成比較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使得“風清氣正的黨內政治生態不斷形成和發展，確保黨永遠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

在“為政以德”思想中，以民為本是核心。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確立了“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建立在代“天”牧民的統治觀念之上，基于宗法等級秩序下家長式的職責與情感，主要著眼于實現一家一姓的長久統治。而共產黨人“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則建立在近代以來的民主觀念，及“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歷史唯物主義之上，基于服務于人民的使命，著眼于實現人民的幸福安康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雖然二者的思想背景不同，但對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視是相通的。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對古代“為政以德”思想作出創造性闡釋和創新性發展，主要體現在：繼承和發揚古代“為政以德”思想中要求執政者稟德自律的傳統，強調“領導干部要講政德”，注重黨風廉政建設，落實全面從嚴治黨；同時，對于傳統官德中“德”的內涵，作出符合黨性原則和時代價值的新闡釋。繼承和發揚古代“為政以德”思想中注重民生保障、改善的傳統，將傳統的民本思想轉化為現代民主思想，秉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人民至上”的立場，貫徹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通過完善教育、醫療、養老、社會保障體系，多途徑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促進共同富裕創造了良好條件。

（來源：《旗幟》2023年第2期；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

( 編輯：劉瓊   送簽：劉瓊   簽發：鐘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