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4日，國家文物局召開新聞發布會，確認陜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為漢文帝劉恒的陵寢——霸陵。漢文帝的主要歷史功績，在于開創了“文景之治”這一治世典范。漢文帝與漢景帝在位的約40年間，政治清明、社會安定、民生富足，為“漢武盛世”的到來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礎和物質條件。

在休養生息政策的基礎上，進一步固本安民，發展生產

經過秦朝的暴政、苛刑與秦末的大規模動蕩，西漢初年經濟凋敝，民不聊生，國力衰微。針對這一局面，統治者實行“休養生息”的國策。文景時期，更是從多方面努力減輕農民負擔，輕徭薄賦，勸農力本，保障民生，以緩和社會矛盾、恢復經濟與發展生產。

無為而治，與民休息。在漢朝立國之初，陸賈作《新語》回應漢高祖劉邦“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的需要，總結秦朝亡國的教訓，并為劉邦提供治國的對策建議。他主張“行仁義，法先圣”，禮法結合，同時強調人主必須無為，奠定了西漢前期治國理政思想的基本模式。漢初統治者制定“與民休息”的政策，重視民本、農本，輕徭薄賦、刑罰有度，給社會各階層提供了一個較為寬松的環境，以緩和矛盾、發展生產，使百姓有了喘息的空間，新政權也得以初步發展。文景時期，繼續推行漢初休養生息政策，《漢書·食貨志》記載，“文帝即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與民休息”政策內容豐富，主要包括減免田租算賦徭戍、崇尚節儉和輕刑慎罰等方面，極大促進了社會的發展。經過文景二帝的治理，至漢武帝即位時，已經是“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史記·平準書》）。

固本安民，輕徭薄賦。保障民生是統治的基礎，而民生的關鍵，在于農業生產秩序的穩固和經濟的恢復。文景時期貫徹“固本安民”思想，制定了一系列輕徭薄賦、獎勵生產的政策。漢初賦稅主要有田租、算賦、徭役及工商雜稅等。漢文帝曾兩次減免田租，租率減為三十稅一，此后還進一步免去全部田租。三十稅一也成為了西漢定制。算賦由每人每年120錢減至40錢。徭役則減至每3年服役一次。此外，多次下詔勸課農桑，按戶口比例增設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員，以教化民眾，鼓勵生產。這些“安民”政策大大減輕了農民負擔，為農業生產和經濟恢復提供了有力保障。“倉廩實而知禮節”，文景時期，農耕發展，積貯增加，經濟向好，糧價也大大降低。由此，民生得到保障，禮義教化也有了生長的土壤，“是以海內殷富，興于禮義”。

輕罰慎刑，注重司法公正

秦以法家思想立國，法律繁雜，刑罰嚴酷，給各階層都帶來很大壓力。文景時期的法制改革，一方面減免了嚴酷的刑罰，注重德化；另一方面，則特別注重健全法治，有法必依，司法公正，為“文景之治”提供了法治保障。

約法省禁，刑德并用。文景時期，施行“約法省禁”的政策，廢除了一些嚴刑苛法。如，秦法多有肉刑，漢文帝施行法制改革，詔令廢除黥、劓、刖等肉刑，而代之以笞刑、徒刑等。至漢景帝，又進一步減輕笞刑，以避免“或至死而笞未畢”情況的出現。廢除肉刑，是出于“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的考慮，體現了寬廣愛人之風，更體現出統治者對民眾基本生命權利的尊重。漢文帝認為，法律公正，量刑得當，百姓才會服從；治理百姓，要引導其心向善，這是官吏的職責所在；若官吏不能履行引導職責，又用不公正的法律治罪于民，就會起到反作用，“反害于民為暴”。他深知法律的作用不在于以強制手段規范民眾，而在于以之為準繩，使民眾向善。文景時期強調以德化人，因此平獄緩刑，“斷獄數百，幾致刑措”，還廢除株連之刑。種種舉措，放寬了對社會的約束，給各階層的生產生活提供了一個比較寬松的環境，社會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和。

有法必依，司法公正。文景時期提倡德治，約法省禁，但沒有妨害法律的嚴肅與司法的公正。有法必依，帝王也概莫能外。有一次，漢文帝出行至中渭橋時，有一人違反戒嚴命令，從橋下跑出，驚擾了文帝的車馬，令文帝后怕不已。在治罪時，時任廷尉的張釋之以此人觸犯戒嚴令，依法處之以罰金。這使漢文帝大為不滿，認為此人危害了自己的人身安全，只處罰金太輕了，應當加重責罰。然而，張釋之坦然對之以“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依法量刑，公平公正，即使天子也不能干預，得到了文帝的理解。其時司法之公正，可見一斑。至景帝時，一些官吏有法不依，執法不嚴，收受賄賂，結黨營私，導致出現冤案錯案，大大有損于司法公正。針對于此，漢景帝下詔允許嫌疑人上訴，以糾正錯案，平反冤獄，為司法的公平和有效提供保障。有法必依、司法公正，為文景治國提供了有力保障。

納言與求才并重，躬身踐行勤儉治國

文景時期以人才輩出、政治清明，廣為后世傳頌。究其原因，與帝王恭謹自守、虛心求賢納諫，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帝王以身作則，為全社會樹立了道德范本，這有助于“以德化民”的推行和最終實現。

知人善任，言路通暢。漢文帝廢除“誹謗妖言之罪”，并多次下詔求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廣開言路，虛心求才。其納諫的范圍廣泛，又能直指治國的要害，即“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令“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漢文帝鼓勵賢良方正要敢言、直言，指陳君主過失，抨擊時政，為民請命，為治國理政提供對策建議，毋有隱瞞。晁錯曾上書言事，惶恐稱“昧死上狂言”。而漢文帝賜璽書褒獎他，并說，“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于此”，若一個國家沒有了直言極諫的人，君主就昏聵難以明政，這才是國之大患所在。納言與求才并重，是文景時期的鮮明特色。這一時期，涌現出賈山、賈誼、晁錯、張釋之、馮唐等一眾賢臣、諫臣，又多有政論名篇傳之后世，這與帝王的虛己求言、克己任賢是分不開的。

節儉仁愛，表率天下。在即帝位之前，劉恒是代地的封王，長期駐守邊地，目睹了邊地經歷秦末戰亂后的荒涼。他自幼在謹小慎微中成長，又是被擁立為帝，因此心懷惕厲，謙虛自守，且十分注意對自身道德的約束。這客觀上為全社會樹立了一種普遍的道德規范，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表率作用。漢文帝在位時厲行節儉，“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他要求寵妃也不可衣長曳地、幃帳文繡，如此方能“以示敦樸，為天下先”。他反對厚葬，“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不治墳”就是“不起墳”，即墓上無封土，這在古代帝陵中實屬罕見。漢文帝在遺詔中還對天下吏民的服喪細節作了規定，如喪服只穿三日，嫁娶、祭祀、飲酒、食肉等日常活動照行不誤等。這些規定，是出于漢文帝對“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風氣的反思，更是出于對民生民情的體恤，對家國天下的擔當。漢文帝認為，行厚葬重喪之事，會極大地影響宗廟祭祀和民眾正常生活，于國于民皆不利。在對身后事的處理上，我們看到了一位節儉仁愛的君王。

《漢書·景帝紀》有贊語：“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于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漢文帝與漢景帝，在漢初休養生息政策的基礎上，勸農力本，約法省禁，恭儉仁德，知人善任，維護了中央集權，鞏固了國家統一，社會趨于穩定，生產得以發展，百姓各安其業，國力有所增益，奠定了西漢長期穩定的政治基礎。

（稿件來源：《旗幟》雜志第一期。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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