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新聞輿論戰線與黨和人民同呼吸、與時代共進步，積極宣傳黨的主張、深入反映群眾呼聲、主動開展決策調研，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遙想百余年前，正是這些秉筆直書、憂國憂民的優秀報人帶來了中國近代新聞業的繁榮景象，激起了時代思潮的朵朵浪花，他們的精神和風骨傳頌至今，激勵著一代又一代報人唱響時代強音。

鐵肩辣手  不畏強權

位于北京市西城區魏染胡同的京報館，是著名報人邵飄萍所創《京報》的辦公地舊址，它見證了一位秘密共產黨員用生命追求光明和真理的奮斗足跡。

1918年，中國正值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帝國主義的侵略掠奪、封建軍閥的連年混戰令國家遍體鱗傷、民不聊生。32歲的邵飄萍以筆為槍，創辦了《京報》，致力于通過辦報宣傳真理、喚醒民眾。他親手寫下“鐵肩辣手”四個大字，懸掛在編輯部的墻上，與報社同仁共勉。

當巴黎和會關于山東問題的無理決定傳回國內后，全國人民怒不可遏。《京報》于1919年5月3日撰文疾呼：“山東問題為吾國存亡所系，無待贅述。我國民亦既有此覺悟而一致奮起矣。”

5月4日，北京爆發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京報》連續發表《外交失敗第一幕》 《速釋學生》等文章，以強有力的輿論聲援反帝愛國運動，引發當局的不滿和恐慌。北洋軍閥政府以“擾亂京師治安”“侮辱政府”為名下令緝捕邵飄萍、查封《京報》。

迫于險惡局勢，邵飄萍不得已東渡日本。在此期間，邵飄萍工作之余的大部分時間都用來讀書，他認真研究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以及十月革命后的俄國社會狀況，并對俄國十月革命產生濃厚興趣，先后寫成了《綜合研究各國社會思潮》和《新俄國之研究》兩部專著，簡明扼要地向國人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和重大意義。

1925年春，經李大釗、羅章龍介紹，邵飄萍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繼續為進步思潮和運動鼓與呼。鑒于邵飄萍的社會地位與名望，黨組織要求他以其特有的身份開展工作。很不幸，由于邵飄萍的新聞報道對軍閥產生了嚴重威脅，1926年4月26日，邵飄萍被張作霖以“宣傳赤化”的罪名殘忍殺害。

值得一提的是，邵飄萍針砭時弊、不畏強權的風采，對青年時期的毛澤東有著深刻觸動。后來，毛澤東在陜北時曾高度評價邵飄萍，贊揚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烈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親筆批復，確認邵飄萍為革命烈士。1986年，中共中央組織部經過調查核實，正式確認了他的中共黨員黨籍。世人也終于知道，邵飄萍不僅是《京報》社長，更是一名赤膽忠心的共產黨員。

服務人民  為時而著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所謂“為時”“為事”，就是要發時代之先聲，在時代發展中有所作為。近代的中國，就有這樣一名報人，他一生創辦、主編過六刊一報，被周恩來稱為“出版事業模范”；他一生多難卻頑強不息，為抗日宣傳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他就是著名記者、出版家、愛國志士鄒韜奮。

鄒韜奮在擔任《生活》周刊主編時就認為好的刊物應從讀者的角度出發，力求成為讀者的“精神糧食”。為此，他在周刊的內容和編排上不斷創新，采用明顯暢快的平民式文字書寫文章，很快使《生活》周刊成為當時最受讀者歡迎的報刊之一。

“九一八”事變后，鄒韜奮以筆為劍，積極宣傳抗日。他通過周刊在讀者中的影響力，積極組織各界為前線抗日將士捐款。由于對抗日救亡運動的宣傳和對“攘外必先安內”等謬論的抨擊，周刊越來越被國民黨反動當局所不容。1933年，鄒韜奮被列入國民黨特務的暗殺名單，被迫流亡海外，《生活》周刊也隨即停刊。

1935年回國后，鄒韜奮在上海創辦《大眾生活》周刊，他進一步提出要“力求民族解放的實現，封建殘余的鏟除，個人主義的克服”，并且熱情聲援學生的愛國行動。1936年11月，鄒韜奮與救國會負責人沈鈞儒、李公樸等7人被國民黨反動政府逮捕，史稱“七君子事件”。一時間舉國上下一片嘩然，迫于種種壓力，國民黨反動政府不得已將“七君子”釋放。重獲自由的鄒韜奮剛出獄就即刻投入抗戰的洪流之中，先后在上海、武漢、重慶三地創辦《抗戰》 《全民抗戰》等刊物，引導一批又一批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1944年7月，鄒韜奮不幸因病于上海逝世。生前，他多次向黨組織提出入黨請求，但黨組織因考慮到他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在國統區工作對黨和革命事業更為有利而沒有同意。臨終前，他再次表達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愿望：“請中國共產黨中央嚴格審查我一生奮斗歷史，如其合格，請追認入黨。”9月28日，中共中央追認他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并在致其家屬的唁電中稱他為“吾黨的光榮”。毛澤東為之親題挽詞：“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就是鄒韜奮的精神，這就是他之所以感動人的地方。”這句話既是對鄒韜奮一生奮斗的真實寫照，也是對他高潔品格的最高評價。

深入調查研究  恪守職業精神

“長江一支筆，勝過百萬兵。”范長江是我國新聞事業的標志性人物，在中國現代新聞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腳力之遙遠、眼力之敏銳、腦力之深邃、筆力之強勁，無愧為新中國新聞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

1935年7月，范長江以《大公報》旅行記者的身份開始了為期10個多月的西北考察活動。當時，中國工農紅軍正在進行長征，但由于國民黨反動派的新聞封鎖，紅軍的情況很少被外界民眾所知曉。范長江此次考察旅行，西達敦煌，北至包頭，先后經川西的江油、平武，甘肅的西固、岷縣等地，歷時兩個月到達蘭州，繼而入青海，到西寧，翻越祁連山，入河西走廊，繞賀蘭山，入內蒙古，到達臨河、包頭等地。他以滿腔的愛國熱情、不畏艱難的職業精神和高超的采寫藝術，把旅行見聞寫成通訊陸續刊登在《大公報》上，一時引起社會強烈反響。

這些稿件不僅描述了西北人民啼饑號寒的悲慘景象，更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軍活動進行了客觀、公正、全面的報道。這對當時讀者了解紅軍的真實情況、消解國民黨對紅軍的污蔑產生了積極推動作用。其中一部分通訊還以《中國的西北角》之名結集出版，受到讀者極大歡迎，幾個月的時間就連出七版。這一通訊集的出版也奠定了范長江在中國新聞界的地位。

西安事變發生后，范長江迅速奔赴延安，成為當時從國統區進入延安采訪的第一個中國新聞記者。在延安，他采訪了毛澤東等領導人，撰寫了《陜北之行》，系統地向國統區讀者介紹了是中國共產黨率先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并向全國廣大讀者描繪了陜北革命根據地生機勃勃的面貌。

1939年5月，范長江經周恩來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與社會各界人士廣泛交往，并通過撰寫時評、專論、通訊等方式，呼吁團結、抗戰、民主、自由，反對妥協、投降、分裂、專制，不斷為抗戰宣傳貢獻力量。

近代中國，像邵飄萍、鄒韜奮、范長江這樣的優秀報人還有很多，在那個動蕩不安的年代，他們的情感樸素真摯，他們的文章振聾發聵。觀照當下，新聞工作者既要堅持守正創新，傳承近代報人的精神與風骨，也要主動更新知識和技能，增強“四力”，履行好新時代宣傳思想工作的職責使命。

（稿件來源：《旗幟》雜志2022年第一期。作者分別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研究生）

( 編輯：王春春   送簽：賈澤娟   簽發：張桃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