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研究中共黨史》是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上的一次講話，為延安整風期間的黨史學習教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今天開展黨史學習教育，重溫毛澤東的這篇光輝著作，仍然有著十分重要的借鑒和啟迪意義。

深刻的歷史背景

黨史學習研究在長征結束后突然“熱”了起來，這是有著深刻的國際和國內背景的。

從國際上看，共產國際對唯一擁有軍隊并正在艱苦血戰的中國支部開始空前關注，1935年12月通過了王明等起草的“中國工作計劃”，決定在中共成立十五周年之際舉辦一系列活動，其中包括撰寫一系列重溫中共奮斗歷史的文章，比如米夫的《奮斗的十五年》、王明的《十三年來的中國共產黨》《七年來的中國共產黨》等。這些活動引發了對中共黨史的回望，并很快影響到國內。

從國內看，黨中央和紅軍奠基陜北，有了一個相對安定的環境，為開展學習教育活動創造了條件。1936年12月，剛剛搬到延安的毛澤東就在中國抗日紅軍大學作了題為《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演講，系統總結了土地革命戰爭的經驗，批判了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講演從軍事戰略視角回顧了黨的奮斗史，其中涉及到一些同志不愿或不敢談及的路線問題。次年4月，張聞天第一個在抗大開講《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并提議成立“中國革命史研究會”。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籌備召開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的一項中心任務就是“對于自黨六次大會以來的革命斗爭經驗作一個基本的總結”。至此，如何認識和評價黨的歷史，正式成為全黨議題。

1938年底，王明從莫斯科回到延安，令一些人雀躍不已。王明的窯洞里，每天高朋滿座、歡聲笑語，而毛澤東家就顯得清冷不少。顯然，王明路線在黨內仍有不小“市場”。1939年冬，毛澤東主持編寫《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干部讀本，王明對此嗤之以鼻，并再版《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公然為自己過去的錯誤路線張目。

對于王明路線的干擾，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始終保持高度的警醒，感到解決路線問題已迫在眉睫。1941年，毛澤東花了好幾個月時間主持編輯的《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在黨內發行，書中輯錄了從中共六大至延安整風時的重要文獻，為回望黨的奮斗歷史、檢視王明路線錯誤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延安整風也徐徐拉開序幕，而序幕的開篇就是黨史研究。為此，中央成立了高級學習組和白區工作總結委員會，中心任務就是研究黨史。1942年3月27日，中央書記處正式啟動學習計劃，第一個就是請毛澤東作《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報告。

黨史學習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1942年3月30日，根據中央書記處安排，毛澤東到中央學習組作黨史研究專題報告，這個報告當時沒有公開發表，后以《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為題收入《毛澤東文集》。報告開篇即直奔主題，闡明了黨史學習研究的目的和意義，概括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通過黨史學習研究搞清楚“黨在歷史上所走的路”。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現在大家在研究黨的歷史，這個研究是必須的。如果不把黨的歷史搞清楚，不把黨在歷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辦得更好……我們要研究哪些是過去的成功和勝利，哪些是失敗，前車之覆，后車之鑒。這個工作我們過去沒有做過，現在正在開始做。”

二是通過黨史學習研究加深對路線和政策的認識。在報告中，毛澤東指出：“這對研究今天的路線政策，加強黨內教育，推進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們要用這樣的研究來使我們對今天的路線和政策有更好的認識，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進步。”道路決定方向，方向決定命運。路線不明、方向不清，黨就不能領導中國人民勝利前進。

三是通過黨史學習研究“在中國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學習的目的全在于運用，這是毛澤東歷來倡導的一個基本觀點。因此，在報告結束前，毛澤東結合自己學習《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體會，闡明了學習研究黨史的深層目的，也是最高目標，就是“要把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國來，在中國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這個“新的東西”，在延安整風運動結束后最終成熟，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偉大飛躍——毛澤東思想。從此，全黨團結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解決中國實際問題，帶領中國人民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

黨史學習研究的根本方法

在這個報告中，毛澤東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原理，第一次闡明了中共黨史研究的根本方法。歸納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黨史學習研究要注重系統性和整體性。毛澤東指出：“我們怎樣研究呢？我們是用整個黨的發展過程做我們研究的對象，進行客觀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個別細節，而是研究路線和政策。”強調“我們研究黨史，必須全面看，這樣研究黨史，才是科學的”。歷史是一個整體，不容分割，所以要“用整個黨的發展過程做我們研究的對象”；歷史是客觀存在，不能選擇性失憶，更不能搞虛無主義，因此要“進行客觀研究”，“全面看”。毛澤東在黨史研究上的系統觀，對于我們今天在黨史學習教育中旗幟鮮明反對歷史虛無主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二是黨史學習研究要注重理論聯系實際。毛澤東指出：“研究中共黨史，應該以中國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國身上。”怎么“把屁股坐在中國身上”？毛澤東說，就是“要坐在中國的身上研究世界的東西”。他又說：“我們有些同志有一個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國為中心，作留聲機，機械地生吞活剝地把外國的東西搬到中國來，不研究中國的特點。不研究中國的特點，而去搬外國的東西，就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因此，他號召學習列寧“把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與俄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要把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國來，在中國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就是要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上作艱辛的理論探索和創新。

三是黨史學習研究要注重科學具體的研究方法。報告中，毛澤東對他主張的研究方法作了較詳細的闡述，這個方法叫“古今中外法”。他說：“根本的方法馬、恩、列、斯已經講過了，就是全面的歷史的方法。我們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當然也要遵照這個方法。”他為這個“全面的歷史的方法”創造了一個頗有學術味道的概念，即“古今中外法”。所謂“古今”，指的是歷史的時間發展脈絡，比如從辛亥革命到抗日戰爭的發展過程就是“古今”；而“中外”指的是歷史發展的空間變化形態，比如既要研究中國人民的反帝斗爭歷史，也要研究西方列強的侵華史；既要研究共產黨，也要研究國民黨。同時，在此基礎上，他提出要作系統性的比較研究，建議編輯黨內、黨外這樣的對照性材料，把兩種材料對照起來研究，也就是歷史主義的方法。其實，在作這個報告時，他的這種比較研究就已經開始了，并發行了一本《六大以來》，此后又運用這個方法編了《六大以前》《兩條路線》等。這些對照材料的出版，對于延安整風期間統一全黨思想認識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同時也對今天的黨史研究仍然產生著重要的方法論影響。

黨史學習研究的客觀性原則

學習研究黨史的根本目的是總結經驗和教訓，統一思想和行動，以利全黨輕裝前進，開創更加美好的未來。毛澤東在報告中對黨的歷史作了初步總結。

首先，他嘗試著對黨的歷史作分期研究，初步劃為3個歷史發展階段，即“大革命時期是第一個階段；內戰時期是第二個階段；抗日時期是第三個階段”，并謙虛地說，“這個分法是否妥當，大家可以討論，我只是作為一個意見提出的，不是中央的決議。如果有更適合黨的歷史過程的分法更好”。歷史證明，毛澤東的這一黨史分期法是科學的，今天仍在沿用，只是在文字表述上有所不同。

其次，毛澤東就黨在不同歷史階段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作了點評，其中提出正確認識“黨史上的錯誤”的重要原則。他說，“研究黨史上的錯誤，不應該只恨幾個人”，“應該找出歷史事件的實質和它的客觀原因”，“領導人物也是客觀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錯誤，都是有客觀原因的，找到客觀原因才能解釋”。從這一判斷出發，毛澤東在報告中對黨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作了點評，其中無一不貫穿著歷史評價客觀性的原則。比如，關于評價辛亥革命，毛澤東說：“我們寫歷史時常說辛亥革命是失敗的，其實并不能說完全失敗，辛亥革命有它的勝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賴帝國主義的清朝皇帝。但后來失敗了，沒有鞏固它的勝利，封建勢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凱代替了孫中山。那時無產階級沒有以一個覺悟的階級走上政治舞臺。”對大革命時期陳獨秀的路線錯誤，毛澤東明確指出，“陳獨秀路線的根本特點，便是一切聯合反對斗爭，就是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叛變了的時候，還要同它聯合”。同時又肯定陳獨秀的貢獻，稱他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將來我們修中國歷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毛澤東這種基于唯物辯證法的歷史研究客觀性原則對于我們今天正確認識黨的歷史，堅決反對歷史虛無主義仍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今天，重溫毛澤東關于黨史學習研究的經典著作，對于全黨開展好黨史學習教育意義重大。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但歸根結底在于學史力行。我們要深入學習黨的光輝歷史，以黨史照亮前行之路、洗滌思想之塵、激發奮進之力，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而不懈奮斗！

（作者系湖南省韶山管理局機關黨委常務副書記，湘潭大學毛澤東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來源：《機關黨建研究》2021年第4期

( 編輯：謝淳子   送簽：謝淳子   簽發：梁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