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璐琦，中國工程院院士，現任中國中醫科學院院長，系全國中藥資源普查試點工作專家指導組組長、科技部重點領域中藥資源創新團隊負責人，兼任中華中醫藥學會中藥鑒定分會主任委員、中國植物學會藥用植物及植物藥專業委員會主任、全國中藥材種子（種苗）標準化技術委員會主任委員等，曾任國家“973計劃”項目首席科學家。

 

 

剛落座，工作人員泡上一杯茶，碧綠色很快成了杯中的主色調，蜷曲的葉子舒展著，縷縷清香隨之縈繞上來。

把盞香茗，任絲絲幽香飄蕩。中國中醫科學院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黃璐琦與筆者對面而坐，邊品茶，邊聊中藥人生。啜一口，細細地品味著茶的苦澀甘甜。笑談著人生，娓娓道來學術之路的進與退、得與失、苦與樂。人生如茶，多一片或濃，少一片或淡，無論是濃烈還是清淡，都要去細細地品味，甘苦都是滋味。

領銜摸清中藥資源“家底”

2011年11月，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啟動了第四次全國中藥資源普查，這是自1983年第三次全國中藥資源普查后，對國內各省現存中藥資源進行的一次“大摸底”。黃璐琦被任命為第四次中藥資源普查試點工作專家指導組組長。

時隔近30年，原有數據已不足以支撐產業發展的科學決策，同時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技術手段也有日新月異的突破。摸清國內中藥資源基本現狀，成為迫切且重要的任務。對于藏在深山里的中藥，又能有哪些新的認識?在環境的巨變下，哪些品種面臨瀕危?這些問題都擺在中醫藥人的面前。

黃璐琦介紹，普查主要完成的工作有四項：一是要探明中藥資源的種類和分布，以及563個重點中藥材品種的資源總量。二是進一步調查清楚中藥資源相關知識，如民間對一些藥材的特殊用法等。三要建設一批中藥材種苗繁育基地。目前多種野生中藥材瀕危，解決資源稀缺問題，最終還得靠人工種植，通過普查遴選種植基地成為當務之急。四是建立動態監督機制，保障信息通暢。

作為專家組組長，黃璐琦除了在北京日常的繁雜工作以及各地的學術會議、交流考察外，帶領各地資源普查隊員跋山涉水、翻山越嶺，進行技術指導、監督檢查，成了他近幾年來工作的主旋律。幾年間，細算下來，黃璐琦幾乎一半的時間都在野外跟中藥“面對面”地打交道。帶著各地普查隊員，他走過了全國60余個普查試點縣。“這對于我來說是一段特別珍貴的經歷！”他感嘆道。哪種中藥材是否道地、在何地分布、數量多少，他都了然于胸，談起來如數家珍。

在河南安陽湯陰縣考察時，黃璐琦發現在當地伏道扁鵲廟院周圍有不少艾葉，回來查閱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書中記載：“艾葉以湯陰復道者為佳。”這里的“復道”是否就是“伏道”?黃璐琦通過梳理艾葉道地沿革，考證“伏道”地名，同時結合全國中藥資源普查實地所得資料，得出“復道”一詞首次出現于宋代蘇頌《本草圖經》，歷代沿用，但所指均不甚清楚，至《本草綱目》始出現“湯陰”與“復道”并提。伏道為扁鵲墓地之一，商周時即存在，沿襲至今，未曾變化。湯陰艾因伏道扁鵲廟而得名，可推測李時珍認為“復道”即“伏道”，北艾產地應為“湯陰伏道”。

在西藏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帶考察時，黃璐琦以敏銳的洞察力發現了苦味枸杞，與平時多見的甘甜味道的枸杞大有不同。查閱《本草原始》，發現確有“枸杞子，味苦”的記載。在人跡罕至的高原地區，植物生長多年來未經過人類生產生活的影響，野生的枸杞原本就是苦味，經人工馴化、選擇后變為現在的甘味。“相關研究基本完成了，我打算根據這些整理出論文。這些發現對今后的研究都有啟發作用。”黃璐琦說。掌葉大黃的葉子可開發成蔬菜、三七種植問題的解決思路等這些都成為他的新課題。

此次922個縣級普查點遍布全國31個省區市，在野外工作的隊員達到上萬名。現在，中藥資源普查工作發現2個新屬25個新物種，匯總得到1.3萬多種藥用資源的種類和分布等信息，中藥資源種類數已超過第三次全國中藥資源普查。

黃璐琦發現，各地在中藥材種植、采收中都有自己的創造。例如，田地里收割過后的麥稈，在地表留下適當的高度，正好可以用作瓜蔞的天然棚架，只需播下種子，瓜蔞在生長過程中藤蔓就自然攀緣到這些“棚架”上，既節約時間資源又綠色環保。

野外普查的艱難不僅體現在風餐露宿的辛苦上，甚至要直面生與死的考驗。在野外工作的隊員達到上萬名，他們的安危冷暖，時時牽動著黃璐琦的心。2012年9月7日，他剛從云南昭通彝良普查點回京，彝良就發生5.7級地震。他第一時間給當地普查辦公室打電話詢問情況，得知只有辦公房屋損壞，隊員都已平安歸隊，方才松了一口氣。“現在全國普查點分布圖深深印在我的腦海中，哪里發生自然災害我就首先想到隊員生命會不會受到威脅，時刻繃緊一根弦，深感壓力巨大。”有一次，一路普查隊的車在調研蟲草途中掉下垂直高度達20米的山崖，一名隊員肋骨折斷，所幸頭部沒問題。“有一年，我帶隊分乘幾輛車到湖南湘西保靖縣普查。途經萬米水庫時，路很窄，車隊小心前行。走著走著我突然發現緊跟的第二輛車不見了，趕快叫司機停車讓大家下來沿途往回找，后來看到那輛車側翻在路基上。車上四人都是參加過第三次普查、上了年紀的老師，所幸有驚無險。如果車再前移或后錯一米翻倒就會直接掉進水庫，那么普查隊員就會有生命危險。我當時站在路邊跟普查隊員說，這是上天在昭示我們，這項工作是要用生命來換的，我們要格外重視安全；同時我們要相信精誠所至，終成大事。”

分子生藥學的創建

1992年，黃璐琦成為北京醫科大學一名博士研究生，師從著名生藥學家樓之岑和著名藥用植物學家誠靜容。“這些導師在為學做人方面都對我產生過深刻的影響，曾擔任中國藥學會理事長的樓之岑院士嚴謹治學的精神讓我敬仰。一位師兄給當時國內最高水平的專業雜志投稿，編輯意見是文章水平很高，但篇幅長。師兄把稿子拿給樓之岑院士，先生提筆批注‘我們不能削足適履’，后面署名‘生藥學教授樓之岑’，而后返給編輯部。最終，論文全文發表。先生的不凡氣勢和深厚功底可見一斑。”

讀書期間，黃璐琦對栝樓屬植物研究產生興趣。栝樓屬植物藥用價值和經濟價值都很高，有抗癌作用的天花粉即來源于此屬。為調查國內栝樓屬的藥用植物，他只身一人前往廣東、廣西、云南、貴州的深山老林實地考察，采集植物。他還廣泛查閱英國、美國、澳大利亞、日本等國標本，最終整理出世界范圍的栝樓屬植物名錄，并發現新種植物，使中國在這一領域的研究達到國際先進水平，解決了世界葫蘆科專家C.Jeffrey所說的“東亞地區葫蘆科中最難處理的分類學難題”。黃璐琦也因此獲得北京醫科大學特等獎學金。

在進行栝樓屬植物分類學研究時，黃璐琦發現有很多問題用傳統技術和方法已經無法很好地解決，而分子水平的研究則很可能為這門古老學科帶來新的生機。

1995年，年僅27歲的黃璐琦以《展望分子生物技術在生藥學中的應用》為題將自己長期以來的思考發表在《中國中藥雜志》上，文中首次提出了“分子生藥學”的概念。這在當時沉悶許久的生藥學研究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隨后，一支充滿活力的創新團隊在他身邊迅速形成。科學技術的發展和學科間的交叉融合是一股強大的力量，這股力量給中藥研究這門古老的學科帶來前所未有的生機和活力。

以黃璐琦研究團隊為核心，在很多中醫藥學者的積極參與和大力協作下，國內第一部從基因水平研究生藥學的著作《分子生藥學》得以問世，并標志著一門嶄新的生藥學分支學科——分子生藥學在國內誕生。此后，該書成為復旦大學、北京大學和華西醫科大學等高校的研究生教材。經過多年的建設和發展，在黃璐琦團隊的不懈努力下，分子生藥學現已成為研究方向穩定、技術水平領先、理論思想創新、學術影響廣泛、學科隊伍合理的具有國內外領先水平、規范化的創新學科。

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分子生藥學就受到中藥學界的普遍關注，近年來更是捷報頻傳。2006年《分子生藥學》第二版出版，2008年適合高等院校本科生使用的《分子生藥學》教材出版。迄今，全國已有10多所高等院校開設該課程。2012年，這門新興學科成為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藥生藥學重點學科，也是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重點研究室和三級實驗室所在的學科。轉瞬之間，分子生藥學于懵懂之際、晨光熹微之時發起，如今已亭亭如蓋。

2006年，38歲的黃璐琦申請了國家“973計劃”（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項目的課題“中藥藥性理論繼承與創新研究”，而這一年是國家“973計劃”首次設立中醫藥研究專項，黃璐琦抓住這一難得的機會，開始中藥學的創新研究，并成為“973計劃”項目首席科學家。做課題的時候，不足20平方米的實驗室成為黃璐琦的常駐基地。有時候，為了做一個實驗，他可能直到凌晨才能回家。“如果你問門口的保安人員，單位里誰下班最晚，那么保安一定會說是黃老師。”黃璐琦的一個學生這樣描述他的工作狀態。

黃璐琦特別崇尚創新科研，研究中他提倡要敢于提出假說。他認為，如果假說能夠經受住一種關鍵性的檢驗且能夠符合一般科學理論，那么這種假說就會被接受。在道地藥材的形成機理研究上，假說研究就得到了應用。以“973計劃”項目為支撐，圍繞道地藥材形成的幾個模式假說，利用研究室在道地藥材分子生藥學研究和道地藥材生態學研究方面的優勢，根據經典遺傳學和表觀遺傳學的理論方法，運用生態學的原理，配合受控試驗、研究環境、遺傳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影響藥材道地性的特征及表現，在功效、安全性和化學成分上的變化及其規律，最終揭示了道地藥材的形成機理，在國內開了道地藥材形成的分子機理研究的先河。2003年，黃璐琦和他的團隊還創辦了“生藥分子鑒定實驗室”，并獲得了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三級實驗室認證。2009年，他的研究室成為“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道地藥材生態遺傳重點研究室”。在這些獨具一格的科研平臺上，創新理論和科研實踐不再脫節。他們利用各種實驗條件驗證、完善各種科研設計，并大膽地使用這些成果去指導中藥的生產實踐。

黃璐琦引入分子生物學技術，建立起中藥材鑒別新方法，其中高特異性聚合酶鏈式反應技術鑒別中藥材烏梢蛇真偽的方法榮獲中國專利優秀獎，被2010年版《中國藥典》收載，這是分子鑒別方法首次收載于國家藥典。他帶領課題組發現了一條丹參酮合成的關鍵酶基因及二萜生物合成新途徑，并在國際著名刊物PNAS、JACS等發表了系列高水平文章。

沿著李時珍的足跡

素有“書鄉”“茶鄉”之稱的江西婺源，是黃璐琦的出生地。黃璐琦的母親金青是中醫師、新安醫學學派傳承人，黃璐琦從小便跟隨母親出診，并且幫助采集草藥，耳濡目染地學了一些中醫知識。

當年，婺源縣城不大，黃璐琦跟著母親從街頭到巷尾走過，不時地聽到沿途不少百姓見到就問好：“金醫師好！”這時，醫師的職業榮譽感在黃璐琦心底油然而生，原來醫師不僅僅是養家糊口的工作，只要把本職工作做得出色，就會贏得充分的尊敬，能體驗職業榮譽感與幸福感。“經常有患者到我家來看病，不論什么時間到我家，母親都會馬上放下手里的活兒，哪怕是飯碗，隨后專心問診。如果趕上患者來看病，沒來得及吃飯，母親還會請他們跟我全家一起吃。”

可以說，黃璐琦是在母親的診所里長大的，兒時玩得最多的玩具就是診室中的處方箋，偷吃最多的零食是藥房里的酵母片和山楂丸。“不知現在酵母片是不是提純了，不如印象中的好吃。”讓黃璐琦記憶清晰的是，一次周邊人家養的雞鬧疫情成群死掉后，年幼好奇的他學著大人的樣子撕下一張處方紙寫下“雞瘟藥”幾個字，開出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張“處方”。“那時我真以為這就可以治病了。”黃璐琦至今提起這些童趣逸事，仍舊忍不住開懷大笑。

“我是家里的老小。父親很嚴謹，也很有骨氣，當過10多年的地方計委主任，對當地的經濟數據他都記得很準，每天堅持寫工作筆記。”黃璐琦說，父親曾希望自己學建筑，因為家里也有一個學醫的姐姐，“父親說，一個人一生能留下一個作品足矣，而建筑是以立體的形式表現的作品。”

1985年，懷著一個建筑師的夢想，黃璐琦在高考志愿表上填寫了同濟大學建筑學專業。可是，命運偏偏跟他開了一個玩笑，他沒有被這個專業錄取，反而被調劑到江西中醫學院中藥專業。“這就是天意，上天安排的，我不后悔。建筑與醫藥，都是民生中的重點，都與老百姓息息相關。”子承母業的黃璐琦，為此投身中醫藥領域。過去對母親從事職業的驕傲自豪，逐漸變為自己對所學專業的熱愛。

本科畢業后，他考上全國中醫藥權威機構中國中醫科學院，師從同仁堂的創始家族——樂家第十三世傳人樂崇熙攻讀碩士學位。“記得研究生復試時，樂崇熙先生耐心教我改正南方口音，區分‘您’和‘你’，還有用餐規矩、說話禮儀，這都使我頗為受益。”

一次，黃璐琦在貴州做野外調查時，車在路上出了故障。為此，他獨自沿著公路在月光下徒步了整整一夜。“那時候交通非常不方便，比如我們從昆明到西雙版納，路上要走一星期。車也狀況頻頻，我們經常是‘上坡推’‘下坡滑’。”回憶起學生時代野外采集的經歷，黃璐琦說，當年獲得的經驗，都成了今天屬于自己的一筆寶貴財富，在近年來的普查中派上了用場。

山螞蟥在森林中處處可見，晴天時它潛伏在枯樹葉下，一有人經過，它便會嗅到血味，迅速爬上人的鞋、襪和褲腳上，伺機叮咬；下雨后，是山螞蟥泛濫的時刻，地上的樹葉中、灌木叢中、樹干樹葉上、小溪邊的石頭上都有山螞蟥的蹤跡。此時，人要走進森林，不僅腿上、腳上爬滿山螞蟥，而且身上、肩上、脖子上都有可能受到襲擊。2013年夏天，在安徽天柱山野外采集中，全隊人員都有個醒目的標志——一雙及膝的白色鞋套，這也是黃璐琦在云南西雙版納采藥時積累下的經驗，通過這樣的防護來防止山螞蟥叮咬。黃璐琦還提醒，盡量不要在下雨后進森林，待太陽曬幾天再進森林。

“我29歲任中藥研究所所長，31歲開始擔任博導，因為年輕所里推選我從第九屆起加入全國青聯，并且是中直機關青聯常委，后來我又成為北京市青聯副主席。于是，我和青聯組織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青聯幫助、培養、支持了我，我也感受到這個大家庭的溫暖，愿意盡力為大家服務。當年作為醫藥衛生組的委員，我曾給自己定了一個任務，利用經常搞野外普查的優勢，聯合同組的醫藥企業委員每年外出調研一次。”一段青聯路，一生青年情。黃璐琦的實驗室集結了近30位不同學科背景、不同學歷、不同年齡段的成員，這種學術互補性極強的人員組合方式在中醫藥學界并不多見。“不少青年都是可造之才，就看將他們放在什么位置，發揮怎樣的作用。我的職責就是致力于發掘團隊最大的潛力，搞好中醫藥科學研究，使個人有寬松的環境、堅定的理想、明確的方向。”

黃璐琦是國家杰出青年基金獲得者，曾獲中國工程院光華工程科技獎（青年獎）、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中國藥學發展獎、中國青年五四獎章、中國青年科技獎、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中國中醫藥十大杰出青年、衛生部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中央國家機關十大杰出青年、北京十大杰出青年等榮譽，多次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并當選2014年中醫藥新聞人物。作為學科領軍者，黃璐琦時刻關心著團隊中青年的成長、成才、成功，特別重視培養和提升學生的人文情懷與文化素養。

八小時以外，黃璐琦的愛好很多，最愛乒乓球，讀書比較雜，從辦公室那一面墻的書架上可以看到自人物傳記到時政讀物、國學，乃至攝影類書籍都有，足見他生活的豐富多彩。

采訪期間，筆者問及黃璐琦有偶像否，他笑言是“藥圣”李時珍。李時珍在數十年行醫及閱讀古典醫籍的過程中，發現古代本草書中存在著不少錯誤，決心重新編纂一部本草書籍——35歲開始編寫《本草綱目》，以《證類本草》為藍本，參考了800多部書籍。其間，李時珍從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起，多次離家外出考察，足跡遍及許多名山大川，弄清了許多疑難問題。多年來，黃璐琦對照李時珍的事跡踐行著，在科研的路上知難而進、迎難而上。

黃璐琦曾到李時珍故里湖北蘄春督導當地的中藥資源普查。黃璐琦在聽取蘄春縣李時珍中醫醫院匯報的基礎上，檢查了蘄春縣中藥資源普查工作進展情況和實物標本收集情況，仔細詢問了普查試點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困難，并一一作出解答和指導；同時帶領相關工作人員深入一線，就中藥傳統知識調查進行了示范。在蘄春期間，黃璐琦專程參觀了位于蘄州竹林湖村蟹子地的李時珍陵園。當車子駛上橫貫雨湖的李時珍大道時，正值夕陽西下，湖面被夕陽的紅光渲染的層層漣漪慢慢地舒展開來，整個雨湖都仿佛被灑上了一層金粉，閃閃發光。望著閃閃發光的湖水，黃璐琦心想李時珍號瀕湖山人的由來，一是家鄉蘄春是魚米之鄉，湖多；二是學術思想就像眼前的湖水閃閃發光。

采訪結束，走到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資源中心所在樓一層，醫藥學家李時珍的塑像赫然聳立在大廳中央。這不僅是一尊塑像，也不單單是紀念物，分明是一種人文精神的物化，感召和激勵的是一代代中藥人的進取之心。

(來源：《國際人才交流》2021年5期)

( 編輯：任海軍   送簽：任海軍   簽發：鐘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