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歷來重視“知行合一”，反復強調知是基礎、是前提，行是重點、是關鍵，必須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是明代思想家王陽明提出的重要思想。“知行合一”思想，既有王陽明基于事上磨煉的體悟，也是他思考社會現狀、應對時代困境的成果。“知行合一”是王陽明思想體系的重要一環，更是對中國思想史上知行觀的繼承和發展。

“知行不可分作兩事”

正德四年（1509年），王陽明因直言觸怒權宦劉瑾，被廷杖下獄，之后貶謫貴州龍場驛。在困境中，他意識到以往從見聞經歷中尋求萬事萬物的道理，存在方向性偏差，不如承認“吾性自足”，從自身價值中尋求道理更為直接。于是，他針對以往知行觀的疏漏，從關注個人的主體性入手，重視人的個體經驗，承認差別，關心實踐，開始了新的探索之路。第二年，王陽明接受貴州提學副使席書的邀請，到府城的書院講學，開始了他對“知行合一”的系統闡釋。

“知”與“行”既然要“合一”，可見它們本身是兩個不同的事物。但是，王陽明反對朱子學者“知行相須” 的主張，認為知行之間的關系不是簡單的由此及彼。他堅持“知行不可分作兩事”（《王陽明全集·語錄一》），這并不是讓“知”和“行”兩個元素機械合并，而是主張兩者應該互相依存，彼此共同構成周而復始并有所提升的完整認知結構。在這個結構中，一方面，“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知和行之間既存在因果關系，也相輔而成。另一方面，“學、問、思、辨、行”的過程，并不是王陽明所說“知行合一”的全部。他主張，“知是心之本體”，由心發動，開啟了意識活動與實踐活動。因此，在王陽明看來，知也是行的一種；在知之后，當然還要有行動上的結果，同時開啟一個新的問學與實踐周期。也就是說，在本然狀態下，知和行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在《傳習錄》中，王陽明通過這樣一個例子，對知和行的關系作了說明：一個人看見父親，自然知道要孝順，這就是知；孝順父親的行動和表現，便即是行。兩者之間是一體兩面的關系，并非此消彼長。

“凡謂之行者，只是著實去做”

王陽明思想是針對時代問題提出的應對方法。王陽明之所以形成“知行合一”的思想，是認為此前程朱理學主張的“知先行后”，會導致知和行兩分，以至于不行或不知，故此“因病發藥”。

朱子學者關心“格物”，這一學術傾向發展到王陽明生活的明代中期，卻形成了知而不行，甚至局限于“口耳”之學的困境，以致偽道學盛行，令王陽明等有識之士頗為擔憂。他甚至發現，當時學者受個人欲望驅使，有著“流入空虛”的風氣，好為“脫落新奇”議論，不能腳踏實地。王陽明認為，即使走上了歧路，“有疑便問，問了又走”，通過實踐修正，也能達到理想中的境界。如果踟躕不前，“只管閑講”，就什么目的也達不到（《王陽明全集·語錄一》）。于是，王陽明有針對性地提出通過“省察克治”之功來追求天理。

他批評了兩種情況：一種是全不思考就動手行事，結果是“冥行妄作”，毫無意義；另一種是僅僅停留在空想的階段，不去實踐，結果一事無成。在王陽明看來，這兩者都是沒能做到“知行合一”的錯誤做法。尤其是后者，知而不行，絕不是真知。對于“行”，他解釋道：“凡謂之行者，只是著實去做。”正確的知行觀，應該是慎始善終，念頭一動就要端正方向，力保正確，而后躬行實踐，才能取得好的結果。

王陽明的這一主張，能有效地避免盲目行動的弊端。荀子曾經說過：“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集解·儒效第八》）荀子顯然忽視了知的本身意義，只是從實踐的結果上進行判斷。更重要的是，荀子的這一看法無法開啟從行到知的新提升，實際上只注意到了實踐的社會性價值，并沒有意識到人作為認知主體的意義。對比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很顯然，王陽明的貢獻既表現出對中國思想傳統的繼承與發展，又展現了重視人之主體性的特殊價值。更有意義的是，他提出了同時帶有批判性和建設性的“知行合一”思想，打破了必然要先知然后能行的僵化認識，將知落實于行的實處，實現了知和行的互相促進。

“事上磨煉做工夫”

王陽明“知行合一”的思想，除了在知行觀上有新的貢獻，它的重要價值還在于賦予人以主體性的積極意義，為人們的認知與實踐，提供了進行價值判斷的標準。首先，王陽明并不主張兩者是機械性的組合狀態。他在南宋朱熹“格物”之學的基礎上，提出要充分認識人作為主體的價值，將人的主觀能動性與知和行構成一個完整的體系。于是，王陽明提出了“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的主張（《王陽明全集·答顧東橋書》）。

其次，對于知和行，王陽明并不主張兩者之間可以自然而然地實現轉化，而是堅持在過程中要提升個人的道德水準，克服一己私欲，實現理想和實踐的統一。如此一來，王陽明思想在道德修身的整體觀照之下，側重知行的一體性色彩十分明顯。這就是王陽明強調的“事上磨煉做工夫”。“工夫”是針對人說的，主體是具有個體意識的人。人不僅能將學、問、思、辨這些屬于“知”的意識付諸行動，進行屬于“行”的生理實踐，還擁有道德、倫理、情感，能作出價值判斷，能夠實現知行合一。對于知行關系上的道德判斷，經過王陽明四處親自講學、弟子傳播，當時的人們意識到工夫不分內外，只要能鍛造錘煉達到道德倫理的要求，就都是必要的工夫。

王陽明跟他的高足徐愛，曾經就知、行與道德倫理的關系，有過一番問答。徐愛問王陽明，雖然人們都知道要孝敬父親，尊重兄長，但現實中卻很難做到，這難道不是說明知和行不能合一嗎？王陽明意識到，徐愛的理解受當時流行的“知先行后”主張的影響，仍然認為知行過程就是明白事理進而實踐的環節。對此，王陽明解釋道，知行不能合一，問題是出在人身上，是“私欲隔斷”了知和行的關系。因此，倡導知行合一，在王陽明看來正是要恢復人的本體，通過實踐，將人心合乎天理。如此，意識端正了，一旦作用于實踐，就能在社會范圍內收到良好的效果，也就能合乎世界本然的道理。

王陽明所說的本體是指能對應天理的本心，能夠超越私欲，但是要落實于實踐而不任意妄為，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其中的關鍵環節是要用工夫。王陽明認為，要在事上做工夫，才能達到對人在視、聽、言、動上提出高標準的道德要求。工夫的開端是要端正知，得了真知，才能去做好行的工夫。在這個意義上，知的工夫既能引導行的工夫，也能成為行的檢驗。但是，王陽明又堅持，如果沒有躬行實踐，就永遠不會達到真知的境界。因此，王陽明特別強調“知行工夫本不可離”，知、行成為一套完整的修身工夫的必需要素。

回顧王陽明思想體系成熟的過程，“知行合一”在中國思想史上認識客觀世界的脈絡中，將心的知覺與行為活動在本質上視為一致；更重要的是，王陽明對人作為個體的價值給予了充分的重視，承認了意識的能動作用，并且將這一能動性納入道德的軌道上，既省察過往，也克治當下，構成了一套能務實有效地指導實踐的原則。之后，王陽明進一步在工夫論上發展，將“知行合一”與“心即理”結合，落實為著名的“致良知”學說，將知識與道德合一，發展成以德性統攝知識，形成了具有體系性的王陽明思想。

（來源：《旗幟》2021年第4期；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

( 編輯：孫麗   送簽：張成付   簽發：張桃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