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從小同情貧弱，在青年時期就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難的遠大志向。在1920年底走上馬克思主義道路之前，毛澤東曾經有過長時間的非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經歷。那么，他是怎樣由非馬克思主義者轉向馬克思主義者的呢？

第一次思想轉變：從尊崇孔孟到擁護資產階級改良和革命

毛澤東的少年時代，正值清王朝的封建統治搖搖欲墜之時，社會黑暗，民生困苦。這時的毛澤東熟讀儒學經典，尊崇孔孟之道。然而，面對幾千年封建制度造成的社會不平等，儒家學說無法承擔起改造社會、救國救民的重任。為此，少年毛澤東開始掙脫封建禮教的束縛，向外界探求救國救民的真理。

十四五歲時，毛澤東讀到了鄭觀應所著《盛世危言》和馮桂芬所著《校邠廬抗議》等早期改良主義著作。這些書提出“主以中學，輔以西學”原則和富國強兵的政策主張，開闊了毛澤東的視野，激發了他的愛國理想。此后，毛澤東從維新派教師李漱清口中聽到了康有為、梁啟超維新變法的很多故事，這使他較多地接受了維新派思想。1910年，在東山學堂學習期間，毛澤東對表兄文運昌的一套合訂本《新民叢報》愛不釋手、反復閱讀，熟能成誦。當時的毛澤東贊成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變革，希望中國建立英國、日本那樣的君主立憲制度。

1911年春，毛澤東考入長沙湘鄉駐省中學后，讀到同盟會辦的《民立報》，第一次知道孫中山和同盟會綱領以及黃興反清武裝起義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英勇事跡，進而開始擁護孫中山的資產階級革命道路。為公開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毛澤東寫了一篇政見文章并貼于學校墻壁上。在文章中，毛澤東主張由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組織新政府，以反對專制獨裁的清政府。其中，孫中山當總統，康有為當國務總理，梁啟超當外交部長。這篇文章所表達的觀點盡管比較幼稚，也沒有厘清維新派和革命派之間的政治分歧，但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公開發表政治觀點。

1911年5月，國內掀起反對清政府向帝國主義出賣鐵路權的運動。為表達對清政府出賣鐵路權的不滿，毛澤東和他的一個朋友帶頭剪掉了自己的辮子。但是，一些相約剪辮子的人卻不守信用。于是，毛澤東和朋友就出其不意強行剪掉他們的辮子。毛澤東后來回憶這件事時說：“在一個很短的時間里，我從譏笑假洋鬼子的假辮子發展到主張全部取消辮子了。政治思想是多么能夠改變一個人的觀點呵!”這時的毛澤東已經從尊崇孔孟的束縛中解脫出來，成為一名擁護資產階級革命的激進民主主義者。

第二次思想轉變：從擁護資產階級革命到支持無政府主義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結束了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樹立起民主共和的旗幟，然而中國并未由此獲得新生。日本強迫中國接受“二十一條”、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各路軍閥割據混戰等接踵而至。嚴峻的現實讓毛澤東從迷惘中清醒過來，他開始尋找新的出路。

1915年興起的新文化運動，在中國社會掀起思想解放的潮流，形形色色的社會思潮進入中國。由于無政府主義在當時的中國更具社會基礎，且比馬克思主義更早傳播，因而被毛澤東等眾多知識分子所接受。懷著對無政府主義的憧憬，1918年下半年，毛澤東同蔡和森等人開始嘗試在湖南建立一個半工半讀、平等友愛的“新村”。這個“新村”建有各種公共設施，學生們半工半讀，接受新式教育；新學生創造若干個新家庭；這些新家庭合在一起，就可創造一個新社會；把這些新社會連成一片，國家便可以改造成一個大的理想的“新村”。經過多次親身實踐，毛澤東認識到，在當時湖南嚴酷的政治環境下，這一美好的烏托邦式的設計只能是一個空想，根本不可能實現。

1920年，湖南軍閥張敬堯被驅逐后，毛澤東認為擺脫了北洋軍閥統治的湖南具備了徹底改造的前提條件。但是，他認為當時尚不具備革命的條件，只能搞“湖南自治”，通過人民制憲會議制定“省憲法”，建立“湖南共和國”。毛澤東設想了廢除軍閥統治，建立以民為主的真政府；自辦銀行，自置實業，自搞教育；健全縣、鄉自治機關，成立工會、農會；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權利等各種計劃。從內容上看，“湖南自治”計劃實際上是毛澤東的“新村”試驗的翻版。為了給當時的湖南統治者施壓，1920年10月，毛澤東組織了2萬余人參加的“湖南自治”運動請愿活動，并親自起草了《請愿書》。湖南督軍譚延闿斷然拒絕《請愿書》的內容。當時，因游行隊伍扯下了湖南省議會所掛的旗幟和匾額，毛澤東等人險些遭到譚延闿、趙恒惕政府的迫害。這樣一場以和平請愿方式進行的自治運動最后不了了之。

第三次思想轉變：從支持無政府主義到選擇馬克思主義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和中國的先進分子。1918年8月，毛澤東到北京組織赴法勤工儉學工作。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期間，毛澤東大量閱讀進步書籍，并有機會近距離接觸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同年11月，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親耳聆聽了李大釗發表的《庶民的勝利》演說。李大釗的這篇演說和另一篇文章《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很快在《新青年》雜志發表。李大釗在文章中熱烈地贊揚十月革命，指出社會主義革命是世界歷史的潮流。

在李大釗的影響下，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產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日益深入。從北京回到湖南以后，為了介紹和宣傳各種新思想，毛澤東于1919年7月創辦了《湘江評論》雜志并任主編。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發表的最重要的文章，是他寫的長篇論文《民眾的大聯合》。該文第一次熱情地歌頌十月革命，指出社會改造的根本方法是“民眾的大聯合”。應該說，毛澤東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大潮的洗禮下，開始看到人民大眾的巨大力量，該文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他思想上的深刻變化。

1919年12月，毛澤東第二次到達北京，組織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的活動。在北京期間，毛澤東同李大釗、鄧中夏等聯系密切，特別注意搜集和閱讀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和中文版馬克思主義書籍。其中，對毛澤東影響最大的三部書是《共產黨宣言》《階級斗爭》 《社會主義史》。通過學習這些書籍，毛澤東更多地受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十月革命的影響，對社會歷史發展有了比較正確的見解。1920年5月，毛澤東從北京到達上海。在上海期間，毛澤東同正在籌建共產黨的陳獨秀進行過會面和交談。陳獨秀關于馬克思主義信仰的談話內容使毛澤東產生了深刻的印象，更加深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

1920年下半年，隨著“湖南自治”運動的失敗，毛澤東徹底放棄了對社會改良思潮和無政府主義的幻想，開始全身心地投入馬克思主義的懷抱。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觀，可以從他給別人寫的信中看出來。同年11月25日，毛澤東給羅章龍的信指出：“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12月1日，毛澤東在致蔡和森等人的信中，不同意蕭子升等主張的實行“溫和的革命”，以教育為工具的方法；而對于蔡和森提出的組織共產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俄國式道路的主張表示深切贊同。這些信的內容，充分反映出這時的毛澤東已經成長為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從紛雜的各種觀點和路徑中，經過反復比較和鑒別，毛澤東毅然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的崇高理想。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終矢志不移、執著追求。

（作者單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二研究部 ，稿件來源：《旗幟》2021年第3期）

( 編輯：王春春   送簽：屈輝   簽發：張桃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