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以1921年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為標志。一大，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會、成立會，是中國共產黨的起始點、起步點，中國共產黨的全部歷史從這里開始。

一大的檔案，可以說是黨的“出生證”和黨生日的證明，但卻經歷了“失而復得”的傳奇過程。一大檔案的重新發現，使一大從存在諸多謎團待解的會議，變成基本能夠說清楚的會議。

第一個傳奇：一大召開不久，國內保存的一大檔案就丟失了。這讓一大一度成謎。

從中央檔案館現存檔案看，黨的一大召開一年多后，黨中央保存的一大檔案就找不到了。

1930年2月1日，黨中央領導人之一的李立三，在他所作的《黨史報告》中明確地說：“黨的第一次大會文件，現在是找不到了。”“這次大會有什么決議和宣言，現在已找不到。”李立三作報告時距一大召開才8年多，而此時在黨中央的檔案中，就已找不到一大形成的任何檔案了。

為什么找不到？直接證據沒有，但間接材料能加以解釋。中央檔案館藏1923年8月18日《陳獨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全國代表會議的報告》，在談到黨的經費時說：“我們只能提出關于最近幾個月的詳細報告，因為其余材料落到法國巡捕的手里了，并且由于一個同志被捕，使得所有的材料全部遺失了。”可見，在一大召開僅僅一年多以后，中共中央在上海就曾遭到一次大破壞，以致包括黨費收支等在內的黨中央檔案都被法國巡捕搜去，一大檔案可能也在這次搜捕中遺失。這次反動勢力對中共中央大破壞的時間，估計在1922年10月或稍早前，因為1922年10月，中共中央曾被迫遷到北京，次年4月才遷回上海。

一大檔案的遺失，留下諸多疑問：一大到底是哪一天召開、哪一天閉會的？哪些人參加了大會？誰主持了會議？會議的議程和結果是什么？等等。對此，一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1938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要紀念黨成立17周年。當時在延安的一大代表毛澤東、董必武等人，都只記得一大是7月份召開的，但記不清確切日期。于是，中央就把7月的首日作為黨的誕生紀念日。毛澤東在1938年5月所寫的 《論持久戰》中說：“今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17周年紀念日。”這樣，在一大召開17年后，7月1日開始被確定為黨的建立紀念日。1941年，在黨成立20周年之際，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于中國共產黨誕生20周年、抗戰4周年紀念指示》，提出“今年七一是中國共產黨二十周年”。從此，7月1日就作為黨的生日固定下來。

1945年4月21日，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毛澤東說：“1921年，我們黨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在12個代表中，現在活著的還是共產黨員的……我也是一個。會是在7月間開的，我們現在定7月1日為黨的周年紀念日。本來是在上海開的，因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興南湖，是在船上開的。發了宣言沒有？我不記得了。”這就是一大召開24年后，黨中央領導人也是一大代表的毛澤東，對一大的記憶，以及他所說的以7月1日為黨的周年紀念日的由來。

第二個傳奇：一大召開36年后，在蘇聯保存的檔案中，又發現了一大檔案。

1957年，蘇共中央把原共產國際檔案中的中共代表團檔案，移交給中共中央。中央檔案館接收這批檔案后，在整理時竟意外發現了幾件同一大有關的檔案。中央檔案館曾把這些檔案中的俄文譯成中文，刊登在《黨史資料匯報》上，送中央領導同志審閱。當年的一大代表毛澤東和董必武，也都看過其中一部分檔案。

這些有關一大的檔案，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可以確定為一大本身形成的，共有4件，按形成時間為序分別是 《北京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 《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 《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另一類是一大參加者后來的回憶，共有兩件，分別是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給何叔衡的信》、1936年陳潭秋《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它們作為一大的基本史料，可以說清一大的主要情況，還原一大的主體面貌，基本澄清一大的歷史之謎。此外，還有一件疑似一大本身形成的檔案，題為《廣州共產黨的報告》。它有極大可能像 《北京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 一樣，是參加一大的廣州代表在一大上向會議所作的關于廣州黨組織情況的報告。因為根據內容判斷，它大體形成于1921年春季以后，而且當時參加一大的各地代表也都報告了本地黨組織的情況。可惜，其中并沒有像《北京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 那樣明確地提到一大。

以上這些原藏于共產國際的檔案，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在長時期內鮮為人知。據現有材料判斷，在中國共產黨人中，瞿秋白曾看過其中的第一個綱領和第一個決議。1930年上半年，他在莫斯科為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和列寧學院講中國共產黨歷史時，曾引用過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和決議的內容。而其他中共領導人在講中共黨史或回憶一大時，都不曾提到過這兩件檔案或其主要內容。

這些檔案，被人民出版社1980年收錄于 《一大前后》、1982年收錄于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檔案資料》等書中，公開面世。

第三個傳奇：一大召開39年后，大洋彼岸的美國，也發現了一大的兩件檔案。

1960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史教授韋慕庭得知：該校圖書館發現了該校學生陳公博1924年1月寫的碩士論文，題目叫《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論文的附錄中，收錄有中共一大形成的兩件檔案，一件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1921年）》，另一件是《中國共產黨關于黨的目標的第一個決議案（1921年）》。韋慕庭經過考證，確定這位作者就是曾經參加過中共一大的陳公博。陳公博1923年2月進入哥倫比亞大學，這時距他參加完一大才一年半。據陳公博后來回憶，一大開完，他回廣東向陳獨秀匯報會議情況，說會議代表圍繞綱領和決議曾發生激烈爭論，會議授權新當選的總書記決定應否發表綱領和決議。陳公博建議不發表，陳獨秀決定不公開發表。這說明陳公博會后抄存了一大的綱領和決議，在去美國時把這兩件檔案抄稿帶去了，并同其他幾份文件一起譯成英文，作為碩士論文的附錄。韋慕庭寫出考證文章后，哥倫比亞大學出版了《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 這本書，并把韋的考證文章作為緒言。這樣，在時隔39年之后，中共一大的兩件檔案，在美國首次以英文向全世界正式公布。不過，此事當時在中國并未產生太大反響——陳公博是臭名昭著的漢奸，他寫的東西誰會信以為真呢？

1980年和1982年，人民出版社先后在《一大前后》 和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檔案資料》中公布了原藏在共產國際的俄文版中共一大檔案后，人們把俄文版綱領和決議，同先前發現的英文版加以對照，發現兩種版本綱領的內容基本相同，都是序號編為15條，但第10條內容后，都接著第12條，而缺少第11條的序號和內容。兩種版本實際上都是共14條內容，且14條的條文要點都基本相同，只不過譯文的文字稍有出入。因此，英文版和俄文版可以完全互相證實對方是可靠的、真實的，確實是當年中共一大的文件。

（作者系國家檔案局原局長、中央檔案館原館長，稿件來源：《旗幟》雜志第二期）

( 編輯：王春春   送簽：屈輝   簽發：張桃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