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正在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團結奮斗。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強大的科技創新力量。黨的十八大作出了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大部署，強調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這是黨中央綜合分析國內外大勢、立足我國發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戰略抉擇。

　　進入21世紀以來，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孕育興起，全球科技創新呈現出新的發展態勢和特征。學科交叉融合加速，新興學科不斷涌現，前沿領域不斷延伸，物質結構、宇宙演化、生命起源、意識本質等基礎科學領域正在或有望取得重大突破性進展。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材料技術、新能源技術廣泛滲透，帶動幾乎所有領域發生了以綠色、智能、泛在為特征的群體性技術革命。傳統意義上的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技術開發和產業化的邊界日趨模糊，科技創新鏈條更加靈巧，技術更新和成果轉化更加快捷，產業更新換代不斷加快。科技創新活動不斷突破地域、組織、技術的界限，演化為創新體系的競爭，創新戰略競爭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科技創新，就像撬動地球的杠桿，總能創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跡。當代科技發展歷程充分證明了這個過程。

　　面對科技創新發展新趨勢，世界主要國家都在尋找科技創新的突破口，搶占未來經濟科技發展的先機。我們不能在這場科技創新的大賽場上落伍，必須迎頭趕上、奮起直追、力爭超越。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眾多主要經濟指標名列世界前列。同時，必須清醒地看到，我國經濟規模很大、但依然大而不強，我國經濟增速很快、但依然快而不優。主要依靠資源等要素投入推動經濟增長和規模擴張的粗放型發展方式是不可持續的。現在，世界發達水平人口全部加起來是10億人左右，而我國有13億多人，全部進入現代化，那就意味著世界發達水平人口要翻一番多。不能想象我們能夠以現有發達水平人口消耗資源的方式來生產生活，那全球現有資源都給我們也不夠用！老路走不通，新路在哪里？就在科技創新上，就在加快從要素驅動、投資規模驅動發展為主向以創新驅動發展為主的轉變上。

　　前幾天，我看了一份材料，說“機器人革命”有望成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一個切入點和重要增長點，將影響全球制造業格局，而且我國將成為全球最大的機器人市場。國際機器人聯合會預測，“機器人革命”將創造數萬億美元的市場。由于大數據、云計算、移動互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同機器人技術相互融合步伐加快，3D打印、人工智能迅猛發展，制造機器人的軟硬件技術日趨成熟，成本不斷降低，性能不斷提升，軍用無人機、自動駕駛汽車、家政服務機器人已經成為現實，有的人工智能機器人已具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思維和學習能力。國際上有輿論認為，機器人是“制造業皇冠頂端的明珠”，其研發、制造、應用是衡量一個國家科技創新和高端制造業水平的重要標志。機器人主要制造商和國家紛紛加緊布局，搶占技術和市場制高點。看到這里，我就在想，我國將成為機器人的最大市場，但我們的技術和制造能力能不能應對這場競爭？我們不僅要把我國機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盡可能多地占領市場。這樣的新技術新領域還很多，我們要審時度勢、全盤考慮、抓緊謀劃、扎實推進。

　　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最緊迫的是要破除體制機制障礙，最大限度解放和激發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所蘊藏的巨大潛能。面向未來，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最重要的就是要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堅持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的方針，加快創新型國家建設步伐。

　　經過多年努力，我國科技整體水平大幅提升，一些重要領域躋身世界先進行列，某些領域正由“跟跑者”向“并行者”、“領跑者”轉變。我國進入了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并聯發展、疊加發展的關鍵時期，給自主創新帶來了廣闊發展空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強勁動力。

　　我多次講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松松就能實現的，我國越發展壯大，遇到的阻力和壓力就會越大。從這個經驗看，關鍵是時機和決斷。歷史的機遇往往稍縱即逝，我們正面對著推進科技創新的重要歷史機遇，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必須緊緊抓住。

　　我們有改革開放30多年來積累的堅實物質基礎，有持續創新形成的系列成果，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具備良好條件。因此，要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動仗，對國家和民族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科技決策，想好了、想定了就要決斷，不然就可能與歷史機遇失之交臂，甚至可能付出更大代價。

　　2013年3月，我在參加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科協、科技界委員聯組討論時講過這樣一個意思，就是從總體上看，我國科技創新基礎還不牢，自主創新特別是原創力還不強，關鍵領域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格局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只有把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競爭和發展的主動權，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國防安全和其他安全。不能總是用別人的昨天來裝扮自己的明天。不能總是指望依賴他人的科技成果來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其他國家的技術附庸，永遠跟在別人的后面亦步亦趨。我們沒有別的選擇，非走自主創新道路不可。

　　實踐告訴我們，自力更生是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奮斗基點，自主創新是我們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問題看到了，就要以時不我待的精神，快馬加鞭改變這個局面。不能說了很多年，最后老是沒有根本改變。當然，自主創新不是閉門造車，不是單打獨斗，不是排斥學習先進，不是把自己封閉于世界之外。我們要更加積極地開展國際科技交流合作，用好國際國內兩種科技資源。

　　科學技術是世界性的、時代性的，發展科學技術必須具有全球視野。當前，科技創新的重大突破和加快應用極有可能重塑全球經濟結構，使產業和經濟競爭的賽場發生轉換。在傳統國際發展賽場上，規則別人都制定好了，我們可以加入，但必須按照已經設定的規則來賽，沒有更多主動權。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大機遇，就是要在新賽場建設之初就加入其中，甚至主導一些賽場建設，從而使我們成為新的競賽規則的重要制定者、新的競賽場地的重要主導者。如果我們沒有一招鮮、幾招鮮，沒有參與或主導新賽場建設的能力，那我們就缺少了機會。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的，也總是留給有思路、有志向、有韌勁的人們的。我國能否在未來發展中后來居上、彎道超車，主要就看我們能否在創新驅動發展上邁出實實在在的步伐。

　　李四光[1]說過：“科學的存在全靠它的新發現，如果沒有新發現，科學便死了。”[2]法國作家雨果說過：“已經創造出來的東西比起有待創造的東西來說，是微不足道的。”[3]我國科技發展的方向就是創新、創新、再創新。要高度重視原始性專業基礎理論突破，加強科學基礎設施建設，保證基礎性、系統性、前沿性技術研究和技術研發持續推進，強化自主創新成果的源頭供給。要積極主動整合和利用好全球創新資源，從我國現實需求、發展需求出發，有選擇、有重點地參加國際大科學裝置和科研基地及其中心建設和利用。要準確把握重點領域科技發展的戰略機遇，選準關系全局和長遠發展的戰略必爭領域和優先方向，通過高效合理配置，深入推進協同創新和開放創新，構建高效強大的共性關鍵技術供給體系，努力實現關鍵技術重大突破，把關鍵技術掌握在自己手里。

　　“聰者聽于無聲，明者見于未形。”[4]科技創新永無止境。科技競爭就像短道速滑，我們在加速，人家也在加速，最后要看誰速度更快、誰的速度更能持續。荀子[5]說：“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6]意思是，駿馬一躍，也不會達到十步；劣馬跑十天，也能跑得很遠；雕刻東西，如果刻了一下就放下，朽木也不會刻斷；如果不停刻下去，金屬和石頭都可以雕空。我國廣大科技工作者要敢于擔當、勇于超越、找準方向、扭住不放，牢固樹立敢為天下先的志向和信心，敢于走別人沒有走過的路，在攻堅克難中追求卓越，勇于創造引領世界潮流的科技成果。

　　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是一個系統工程。科技成果只有同國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場需求相結合，完成從科學研究、實驗開發、推廣應用的三級跳，才能真正實現創新價值、實現創新驅動發展。

　　我一直在思考，為什么從明末清初開始，我國科技漸漸落伍了。有的學者研究表明，康熙[7]曾經對西方科學技術很有興趣，請了西方傳教士給他講西學，內容包括天文學、數學、地理學、動物學、解剖學、音樂，甚至包括哲學，光聽講解天文學的書就有100多本。是什么時候呢？學了多長時間呢？早期大概是1670年至1682年間，曾經連續兩年零5個月不間斷學習西學。時間不謂不早，學的不謂不多，但問題是當時雖然有人對西學感興趣，也學了不少，卻并沒有讓這些知識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起什么作用，大多是坐而論道、禁中清談。1708年，清朝政府組織傳教士們繪制中國地圖，后用10年時間繪制了科學水平空前的《皇輿全覽圖》，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是，這樣一個重要成果長期被作為密件收藏內府，社會上根本看不見，沒有對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什么作用。反倒是參加測繪的西方傳教士把資料帶回了西方整理發表，使西方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內對我國地理的了解要超過中國人。這說明了一個什么問題呢？就是科學技術必須同社會發展相結合，學得再多，束之高閣，只是一種獵奇，只是一種雅興，甚至當作奇技淫巧，那就不可能對現實社會產生作用。

　　多年來，我國一直存在著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不力、不順、不暢的痼疾，其中一個重要癥結就在于科技創新鏈條上存在著諸多體制機制關卡，創新和轉化各個環節銜接不夠緊密。就像接力賽一樣，第一棒跑到了，下一棒沒有人接，或者接了不知道往哪兒跑。

　　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破除一切制約科技創新的思想障礙和制度藩籬，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推動科技和經濟社會發展深度融合，打通從科技強到產業強、經濟強、國家強的通道，以改革釋放創新活力，加快建立健全國家創新體系，讓一切創新源泉充分涌流。

　　如果把科技創新比作我國發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點燃這個新引擎必不可少的點火系。我們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完善點火系，把創新驅動的新引擎全速發動起來。

　　科技體制改革要緊緊扭住“硬骨頭”攻堅克難，加快把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科技體制改革各項任務落到實處。要著力把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加快制定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頂層設計，對重大任務要有路線圖和時間表。要著力從科技體制改革和經濟社會領域改革兩個方面同步發力，改革國家科技創新戰略規劃和資源配置體制機制，完善政績考核體系和激勵政策，深化產學研合作，加快解決制約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的關鍵問題。要著力加強科技創新統籌協調，努力克服各領域、各部門、各方面科技創新活動中存在的分散封閉、交叉重復等碎片化現象，避免創新中的“孤島”現象，加快建立健全各主體、各方面、各環節有機互動、協同高效的國家創新體系。要著力完善科技創新基礎制度，加快建立健全國家科技報告制度、創新調查制度、國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統，大幅提高科技資源開放共享水平。要著力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圍繞創新鏈完善資金鏈，聚焦國家戰略目標，集中資源、形成合力，突破關系國計民生和經濟命脈的重大關鍵科技問題。要著力加快完善基礎研究體制機制，把基礎前沿、關鍵共性、社會公益和戰略高技術研究作為重大基礎工程來抓，實施好國家重大科學計劃和科學工程，加快在國際科學前沿領域搶占制高點。要著力以科技創新為核心，全方位推進產品創新、品牌創新、產業組織創新、商業模式創新，把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落實到現代化建設整個進程和各個方面。

　　在推進科技體制改革的過程中，我們要注意一個問題，就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是我們成就事業的重要法寶。我國很多重大科技成果都是依靠這個法寶搞出來的，千萬不能丟了！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加強統籌協調，大力開展協同創新，集中力量辦大事，抓重大、抓尖端、抓基本，形成推進自主創新的強大合力。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8]人是科技創新最關鍵的因素。創新的事業呼喚創新的人才。尊重人才，是中華民族的悠久傳統。“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這是《詩經·大雅·文王》[9]中的話，說的是周文王[10]尊賢禮士，賢才濟濟，所以國勢強盛。千秋基業，人才為先。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人才越多越好，本事越大越好。我國是一個人力資源大國，也是一個智力資源大國，我國13億多人大腦中蘊藏的智慧資源是最可寶貴的。知識就是力量，人才就是未來。我國要在科技創新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必須在創新實踐中發現人才、在創新活動中培育人才、在創新事業中凝聚人才，必須大力培養造就規模宏大、結構合理、素質優良的創新型科技人才。

　　我國科技隊伍規模是世界上最大的，這是我們必須引以為豪的。但是，我們在科技隊伍上也面對著嚴峻挑戰，就是創新型科技人才結構性不足矛盾突出，世界級科技大師缺乏，領軍人才、尖子人才不足，工程技術人才培養同生產和創新實踐脫節。“一年之計，莫如樹谷；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11]我們要把人才資源開發放在科技創新最優先的位置，改革人才培養、引進、使用等機制，努力造就一批世界水平的科學家、科技領軍人才、工程師和高水平創新團隊，注重培養一線創新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

　　要按照人才成長規律改進人才培養機制，“順木之天，以致其性”[12]，避免急功近利、拔苗助長。要堅持競爭激勵和崇尚合作相結合，促進人才資源合理有序流動。要廣泛吸引海外優秀專家學者為我國科技創新事業服務。要在全社會積極營造鼓勵大膽創新、勇于創新、包容創新的良好氛圍，既要重視成功，更要寬容失敗，完善好人才評價指揮棒作用，為人才發揮作用、施展才華提供更加廣闊的天地。

　　未來總是屬于年青人的。擁有一大批創新型青年人才，是國家創新活力之所在，也是科技發展希望之所在。“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13]廣大院士不僅要做科技創新的開拓者，更要做提攜后學的領路人。希望廣大院士肩負起培養青年科技人才的責任，甘為人梯，言傳身教，慧眼識才，不斷發現、培養、舉薦人才，為拔尖創新人才脫穎而出鋪路搭橋。廣大青年科技人才要樹立科學精神、培養創新思維、挖掘創新潛能、提高創新能力，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不斷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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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習近平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七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會上講話的一部分。

　　注 釋

　　[1]李四光(1889一1971)，生于湖北黃岡。中國地質學家，中國地質事業的奠基人之一。

　　[2]見李四光《地質工作者在科學戰線上做了一些什么？》(《李四光全集》第8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頁)。　

　　[3]見維克多·雨果《莎士比亞論》(譯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66頁)。　

　　[4]見司馬遷《史記·淮南衡山列傳》。司馬遷(前145或前135一？)，左馮翊夏陽(今陜西韓城西南)人。西漢史學家、文學家。《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和傳記文學巨著，記事起于傳說中的黃帝，訖于漢武帝，歷時3000余年。　

　　[5]荀子(約前325一前238)，名況，趙國人。戰國末期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認為“天行有常”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勝天思想和性惡論等。著作有《荀子》。《荀子》是先秦儒、墨、道諸家學派哲學思想的總結和發展。　

　　[6]見荀子《荀子·勸學》。　

　　[7]康熙，指清圣祖(1654一1722)，即愛新覺羅·玄燁。清代皇帝，1661一1722年在位。　

　　[8]見班固《漢書·武帝紀》。班固(32-92)，扶風安陵(今陜西咸陽東北)人。東漢史學家。《漢書》，又稱《前漢書》，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是研究西漢歷史的重要史籍。　

　　[9]《詩經》，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簡稱“詩”，或稱“詩三百”。收錄了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葉(約前11世紀至前6世紀)約500年間的詩歌305篇，分為《國風》、《雅》、《頌》三大部分。　

　　[10]周文王(生卒年不詳)，姬姓，名昌。商末周族領袖。相傳在位50年。

　　[11]見《管子·權修》。

　　[12]見柳宗元《種樹郭橐駝》。柳宗元(773一819)，祖籍河東(今山西永濟西)，后遷長安(今陜西西安)。唐代文學家、哲學家。　

　　[13]見龔自珍《己亥雜詩》。龔自珍(1792一1841)，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清代思想家、史學家、詩人。

( 編輯：皮博   送簽：皮博   簽發：張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