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末始于武漢并不斷蔓延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是一次重大公共衛生突發事件。自疫情發生以來，通過全國上下的共同努力，抗擊疫情已取得明顯成效，湖北省外新增感染數量連續下降，病毒蔓延趨勢得到有效遏制。此次疫情來得很突然，可以看作對國家治理能力尤其是應急管理能力的一次突擊檢查。在應對過程中，我們看到了自身的優勢，但也不能忽略其中存在的許多不足，特別是疾控體系建設的短板等，亟需進行深刻總結。

為應對疫情危機，我國建立常態化應急機制與高危預警制度，堅持統籌指揮全國“一盤棋”

建立常態化應急機制與高危預警制度，是從容應對疫情的基礎。從猝然無準備到系統化抗擊，這是一個動態的實踐過程。經驗與教訓都將實質性地提升國家應急管理能力。從2003年的“非典”事件至今，我國一直處于經濟高速發展期，并未出現重大公共危機。有觀點認為，在這段時間，國內對于公共疫情的防范主要著眼于國際輸入性疫情（如H1N1流感、中東呼吸綜合征等）的嚴防死守，而對于“非典”這樣內生性的超強度、超大規模的疫情較為樂觀，風險預估不足。全社會“承平日久”，雖然期間也做了許多基礎性的工作，但仍不夠扎實，導致早期對全國性疫情缺乏足夠的警惕與準備，消耗了寶貴的黃金介入時間。相關研究表明，全國性大疫情的病源性載體往往存在客觀規律與場所分布，傳染源頭集中在若干動物身上，并且多從生鮮交易市場爆發。疫情暴露了國家常態應急方面的薄弱性，也為常態化制度建設指明了方向。因此，應對重點病毒源頭予以常態監測預警，對高危場所進行重點監測預警；應對活禽市場、海鮮市場、野味市場、屠宰市場實行定點宰殺與注冊經營制度；應確立全國拒絕食用野生動物的法律規范。人類進入“風險社會”，疫情是重要的系統性風險源，因此，應開展全面的制度性審視與完善，建立常態化機制。在日常應急管理實踐中，應堅持“生命至上”原則。要以最好的準備、最壞的打算應對每一次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即對任何疫情都要做到“如臨大敵”。在常態機制建設方面，應從信息渠道擴展、聯合協調指揮、應急管理流程、輿論宣傳工作、法律法規體系、核心物資儲備、社會參與機制等方面進行常態化備戰。

統籌指揮全國“一盤棋”，是戰勝疫情的關鍵。疫情即軍情，大戰在即，沒有集中統一的指揮是不行的。早期疫情應對具有政策隨意性與地方松散性。隨著疫情蔓延全國，各地方急需統一領導與協調。黨中央審時度勢，果斷成立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實現全國“一盤棋”，形成政策合力，統籌指揮各地疫情應對工作；成立指揮領導機構，即“戰時司令部”，進行全國性動員，統一執行中央政策。具體而言，國家緊急制定快遞物流、交通運輸、重點物資、醫藥研發、公共交通、生活服務等行業的稅收優惠政策；在全國范圍內，延長春節假期，引導群眾在家自我隔離；緊急征用一批酒店、場館、學校宿舍等公共場所，用于集中收治疑似患者、輕癥患者進行醫學留觀；在救治方面不唯技術路線，強調中西醫結合；以實際療效為標尺優化診療方案，重點提高臨床救治有效性；針對重點疫情地區，從各省調集醫療救援隊與醫學檢測力量進行全方位支援；迅速開放第三方合規社會機構參與核酸檢測工作；抽調全國優勢資源，在臨床實踐、疫苗研發、藥品研發、檢測設備等方面進行重點科研攻關；從全國調集100余支隊伍、1萬多名優秀醫務人員馳援武漢，統籌調配使用各方面醫療資源、醫用物資，最大限度地提高運轉救治效率；火速建成火神山醫院、雷神山醫院；緊急調集20支國家醫學救援隊，較短時間內建成3所“方艙醫院”……可以說，“戰時司令部”大大提高了應急管理效率，鼓舞了軍心、民心，是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的領導核心。

為應對疫情危機，我國各部門聯防聯動編織緊密應急政策網，強化地方屬地責任與地方協調協作機制

各部門聯防聯動編織的緊密應急政策網，是提高疫情防控針對性的重要保障。在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的統一領導下，各部門各司其職、密切配合，緊急出臺疫情期間特事特辦的一系列應急舉措。國家市場監管總局要求在全國范圍內從重從快嚴厲打擊疫情防控期間哄抬物價等相關違法行為；民政部緊急出臺疫情期間不得進行婚姻登記的措施，并要求各地民政部門幫助監護缺失的兒童與家庭渡過難關；國家稅務總局緊急出臺增值稅發票特事特辦、延長納稅期限、在線業務辦理等便利性措施，并對重點特殊企業進行稅收優惠；中共中央宣傳部調集三百多名記者深入湖北省進行采訪，爭取宣傳主動權，鼓舞社會士氣與信心；國家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要求在全國范圍內暫停供需對接會、現場招聘會、人力資源培訓等聚集性活動；國家電網公司承諾疫情期間不停電，將全力做好供電服務保障工作；教育部將開學日期延后到全國假期之后，同時要求學校積極推進在線慕課教學……各部門形成政策合力，緊急應對異常情況，實現功能互補和有效保障。

強化地方屬地責任與地方協調協作機制，是實現全國“一盤棋”的重要手段。中央成立領導小組之后，各地紛紛立下“軍令狀”，誓將疫情撲滅在本地區。明確各級政府的屬地責任，層層壓實責任，有利于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各地既有阻擊疫情的重大責任，同時也擔負保障生活必需品供應、維護社會秩序穩定、有序恢復社會生產等任務。面對疫情，要打破地方利益思維，堅持協調聯動原則。在疫情發生早期，由于缺乏統一調度，地方“各自為政”，省際市際聯動性較弱。有的疫情較輕的地區啟動一級響應，而有的疫情較重地區卻還處在二級響應狀態。事實上，釋放人口應堅持“負責任”原則，積極進行預警與協調，而非單純地驅趕病源。當前，地方不協調問題在中央領導小組成立之后得到了較好地解決，目前各級黨委和政府正按照黨中央的決策部署，突出重點、統籌兼顧，分類指導、分區施策，相互配合、密切協調，力爭把各項工作抓實、抓細、抓落地。

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我國不僅要建立完善高效的公共安全信息傳遞與披露機制，同時也要緊緊依靠人民群眾

建立完善高效的公共安全信息傳遞與披露機制。信息與情報是國家決策以及疫情應對的生命線，在疫情發生早期，信息傳遞存在障礙，披露機制效率較低，導致有效信息向上不能傳達到決策層、向下不能傳達到社會大眾。第一，在疫情發生早期，相關信息是混亂的。從一開始的“不存在人傳人”到后來的“確定人傳人”。圍繞此點的爭論反映了我國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無序和慌亂。此外，戴口罩等基本預防行為在早期也并不普遍（尤其是老年群體），更沒有形成“減少串門聚會”的社會共識，增加了易感人群的暴露機會。在農村地區，由于人們風險意識淡薄等原因，出現了不少聚集性感染。當前，這一情況在國家統一領導尤其是中央領導小組成立之后得到了及時糾正，實現了疫情信息的公開、透明以及動態披露。第二，關于疫情拐點與峰值的預測信息較為混亂。對此，國家應統一口徑，避免過早預測峰值導致民眾麻痹大意，過晚預測峰值導致輿論緊張。第三，關于是否存在“超級傳播者”仍不確定。這固然與科研和臨床攻關的滯后性有關（由于病毒性狀復雜），同時也表明國家的信息管控與引導機制需要進一步加強。健全疫情信息傳遞機制，應強化基層網點申報與互聯網直報功能，充分發揮“智慧城市”的作用。這次疫情證明，互聯網直報是必要的，但還需要繼續加大信息系統建設力度，把工作做細做實。

緊緊依靠人民群眾，組織動員全社會參與，打好“人民戰爭”。社會主義制度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這也在緊急狀態與疫情防控方面得到了生動體現。疫情防控期間，我國再次彰顯國家制度優勢，創造人間奇跡。隨著國家一聲令下，擁有1000多萬人口的大城市武漢一夜交通停運，民眾自發居家隔離并主動上報親友接觸史，數萬醫務工作者逆行馳援武漢，火神山醫院、雷神山醫院火速竣工……中國速度、中國紀律以及中國精神，獲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制度優勢歸根結底是人民對黨的擁護、對國家的信任。黨領導人民進行的疫情斗爭獲得了極大的系統性支持，社會各界獻策、捐錢、贈物、出力：各級群團組織積極行動，自發協助政府開展知識普及、社區宣傳、體溫檢測、網格治理、車輛檢查、場所消毒、交通疏導等工作；文化藝術界人士加緊創作音樂作品，豐富人民群眾文化生活；中國科協向全國科技工作者發出倡議，緊急開展疫情科普；慈善組織、教育基金會、行業協會、海外華僑等紛紛捐款、捐物。互聯網世界也出現了“飯圈女孩”捐助的新模式，呈現高效性與自發性。全國近9000萬黨員行動起來，展現出共產黨人的先進性。湖北省明確提出：“要組織全面排查，以網格為基本單元，整合調度黨員干部、網格員、民警、醫務人員、村民等力量，加強傳染病防治法的宣傳，采取上門排查、居民自查自報等方式，每日檢測、逐一摸排，做到不落一戶、不漏一人，全力切斷傳染源”。“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一幅全社會眾志成城抗擊疫情的生動畫面已經形成。

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我國不僅要強化物資保障與快遞物流的“緊急指揮權”機制，同時要提升基層社區動員與政策執行能力

強化物資保障與快遞物流的“緊急指揮權”機制。物資保障機制包括物資準備能力與物資送達渠道兩個重要環節。疫情期間，社會性捐助熱情高漲，相關企業加班加點生產。依靠強大的全產業鏈工業生產能力，物質準備與物資生產能力基本不存在問題。但是，物資送達渠道卻有梗阻。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快遞物流網絡，急需物資卻難以有效送達，為此引發了“物資一直在捐，為什么武漢還缺”的輿論質疑。除了醫療物資，生活物資也非常重要。有數據表明，疫情期間，由于龐大的“非接觸性”生活用品的物流需求，之前并不景氣的生鮮電商與冷鏈物流市場變得興旺起來。生活用品（肉禽蛋奶菜）按時、足量、平價供應關乎民眾生活、社會情緒以及社會秩序穩定。事實證明，疫情越嚴重，越需要物流，尤其是最后一公里的社區級微觀物流。因此，在緊急時期，中國郵政可以代表國家接管中國境內的所有快遞力量，進而行使“緊急指揮權”，尤其是在疫情嚴重的湖北省。除了中國郵政自身的快遞系統與渠道，也應積極整合轄區內所有快遞物流公司的渠道資源。疫情期間，應充分信任并發揮民營物流企業的作用。所有包裹只要通過消毒處理，就應該正常流通。毫無疑問，疫情會影響生產生活，但必須將其負面影響降到最低。

提升基層社區動員與政策執行能力。社區是國家治理的微觀單元，國家政策的神經末梢與具體執行都在社區層面。針對此次疫情，學術界的一個共識就是“重新發現社區”。社區的角色被低估，其在國家治理現代化中的作用需要重新定位。社區不僅是日常生活場所，在危急時期也是避難所，不僅是抗擊疫情的大后方，也是聯防聯控的第一線。除了承擔救護任務的各級醫院，基層社區也是本次抵抗疫情的主戰場。疫情爆發以來，城市的社區居委會、農村的村委會等基層自治組織與各生活小區、物業公司、志愿者等緊密配合，嚴格執行國家與地方的疫情應對要求與安排。當前，國家的疫情防控政策得到了絕大多數社區居民的認可、理解與配合，全國范圍尚未出現相關的社會騷亂或群體事件。實踐證明，我國的基層動員能力與微觀社區治理通過了歷史性大考。社區嚴格執行疫情防控政策，針對社區成員有序推進體溫檢測、信息登記、知識普及、場所消毒、上報收治、物資發放、社區排查、心理疏導、應急培訓等工作。可以說，社區的自治性、群眾性、廣泛性可以與國家主導互為補充。社區在自我組織、鄰里互助網絡、志愿者運行等方面的社會治理效能足以確保國家政策能夠層層傳導，不打折、不走樣。社區已經成為外防輸入、內防擴散的疫情阻擊前沿陣地。

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我國不僅要建立有效的網絡輿情引導與個體心理疏導機制，同時要堅持完善法治體系

建立有效的網絡輿情引導與個體心理疏導機制。在2003年“非典”疫情爆發時，我國尚未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而在此次疫情爆發時，我國已經進入數字社會。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互聯網空間成為人類活動的新場域。因此，國家應急管理應利用新技術傳播信息，助力疫情防控。當前，輿論工作的主戰場已經延伸到了線上空間。我國民眾居家隔離期間的主要生活娛樂是手機上網以及聊天互動，網絡輿情引導工作的重要性隨之凸顯。在疫情期間，緊急生產和提供富有正能量的精神文化產品，已經迫在眉睫。因此，應高度重視新聞信息發布以及互聯網輿論引導工作。疫情爆發以來，我國民眾情緒與網絡輿情出現了波動，先后經歷了兩種極端情況：早期，網民過度自信，認為疫情僅是局部的，是可防可控的；后期，陷入群體性恐慌。互聯網不斷出現的謠言引發了恐慌性物資搶購（比如口罩脫銷、搶購雙黃連等）。鑒于此，中共中央宣傳部緊急派出記者采訪團，重點宣傳康復治愈案例以及抗擊疫情進展，增強全社會信心。相關部門也通過相應措施積極引導，避免出現“互聯網疫情”。心態穩定意味著局勢穩定、社會穩定。當前，我國的網絡輿情比較穩定平和，但也不能忽視民眾的精神需求。國家應緊急調動專業力量，建立健全全國性互聯網心理咨詢制度，為民眾輸入正能量，使其有信心、有方向。

堅持完善法治體系，依法阻擊疫情。法律法規與規章制度是保障疫情防控工作有序推進的行為準則。此次我國的疫情防控阻擊戰為持續推進法治中國建設、提升國家應急管理現代化水平提供了重要契機。疫情期間，我國社會治安總體穩定，雖然少數地方仍然存在反社會行為甚至違法犯罪行為，但并未對疫情防控形成干擾和阻礙。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當前，疫情防控正處于關鍵時期，依法科學有序防控至關重要。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勁的時候，越要堅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軌道上統籌推進各項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順利開展”。現今，我國重點打擊暴力傷醫、哄抬物價、抗拒疫情防控、制假售假、造謠傳謠等違法犯罪行為，確保社會安定有序。對于囤積居奇、哄抬物價、倒賣物資等行為，給予嚴肅懲罰。未來，我國應根據新情況、新要求，及時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動物防疫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等既有法律法規，將疫情防控的有效經驗制度化。比如，可以將個體惡意帶毒傳播行為列入刑法，并實施公民誠信聯合懲戒；個體謊報體溫、不配合政策等行為應納入誠信檔案；常態化嚴格管理活禽市場、海鮮市場、屠宰市場等，實行安全責任人制度；將野生動物捕捉、宰殺、貿易、消費的全過程列入刑法；全面禁止消費野主動物，徹底鎖死病毒的傳播源頭，將人與動物、人與自然的關系提升到一個全新的水平。

實踐是最好的老師。在戰“疫”中檢驗和提高國家應急管理水平，最具真實性。應急管理是一個系統工程，“應”哪里？如何“應”？誰來“應”？“急”在何處？如何從容應對事件？如何有效整合政府、社會、市場和個人的力量？這些問題需要我們在堅持人民性、實踐性、科學性的基礎上去認真總結和反思。疫情的爆發既檢驗了國家應急管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對的有效作法，也檢出了存在的許多不足，為我們指明了改進的方向。

（作者分別為中南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導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學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導）

( 編輯：徐雅維   送簽：徐雅維   簽發：徐雅維 )